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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宇、李約瑟、魯桂珍三十多年前攝於劍橋。
——劍橋漢學緣之五
陳 玨
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絕大部分，我住在普林斯頓，離開黃仁宇先生的紐約住處，只有一小時的車程，卻從來也沒有想到過要去拜訪他。一直到本世紀初，離開美國前，忽然聽到他逝世的消息，深感遺憾，竟沒有能一睹這位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物的風采。但周圍師友，與他交好者甚多，也陸續聽到過不少關於他的故事，其中的一件，就是黃仁宇的崛起，與《劍橋中華文史叢刊》的緣分。
今天黃仁宇的名字，不僅學術界中人，連一般大學生和愛好歷史的白領，都耳熟能詳，真所謂「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黃仁宇一生之從軍、治學、著書的多方面經歷，波瀾壯闊，收成結果時，固然應了「成功人士必然優秀，而優秀人士必然成功」的名言。然而，讀者也許不知道，黃氏當年在漢學界的崛起，有過一番苦苦掙扎的經歷。他的成名作《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之出版，就有過一段很曲折的經歷。在美國的大學中，從助理教授升為副教授，乃是不是授予長聘（tenure，亦即國內稱之為「終身教授」者）的關鍵，自然也是一個人的學術生涯的關鍵。長聘的取得，則必須有著作在聲譽卓著的大學出版社出版，方有把握。而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每一本書，又都要經過第一流專家的嚴格審核，所以在助理教授中有這樣一句話的流行，叫做「不出書，就滾蛋」（publish or perish）。其間的甘苦，真不足為外人道。
《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是一本開創性的著作，以明實錄、明人奏疏筆記、明代地方志等史料為基礎，充分吸收了中國大陸、台灣以及歐美、日本的研究成果，對十六世紀中國明代的財政與稅收進行了發人未發的系統分析，不僅當時是一個前沿性突破，至今仍有其學術價值。無庸諱言，《萬曆十五年》是黃氏最暢銷的著作，與之相比，知道《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的人較少。然而，黃氏的著作在台灣的主要出版商之一的聯經公司的負責人林載爵先生坦言：《萬曆十五年》在學術專業性上，遠不能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相比。這部分析「洪武型財政」的專書，不僅顯示出黃氏以財政制度解析社會結構的史家慧識，更蘊含著黃氏多年苦讀全套《明實錄》巨帙的心血結晶。那些總喜歡批評黃氏「空疏」的學者，若能早些看到這部明代財政專書，可能即不會如此「勇敢」（此書的中譯本在2000年才首次問世）。
誠哉斯言。我們知道，黃氏在中文世界的成名，首先在台灣，他的暢銷書，也大都是先在台灣出版，而後在國內重版的。雖然，黃氏大名在國內，正面居多。但是，在台灣歷史學家的圈內，卻毀譽參半。讚者稱其有特殊的史識，貶者稱其著述遠非嚴謹。然而，上述的知黃罪黃，都是針對他《萬曆十五年》及其以後的著作而言的。對《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基本沒有人認為其嚴謹性和學術性有問題。
據黃仁宇在身後出版的回憶錄《黃河青山》中的回憶，這本當年對他的學術前途有十分重要的關係的處女作出版，與費正清和杜希德兩巨頭都有錯綜複雜的關係。當時黃氏正由費正清邀請，在哈佛修改和殺青此書，本來理當由哈佛出版，然而，該書的審稿人卻與黃氏的學術理念不一樣，提出一系列大手術意見，在某種意義上等於重寫，黃氏沒辦法接受。為了打破此僵局，黃氏則將手稿轉寄給劍橋杜希德，希望有一線生機。杜希德慧眼識英雄，不僅另外請專家重審，通過出版，並力挺黃著，親自作序，這也是近五十種《劍橋中華文史叢刊》諸書中少見的現象。
三十多年過去了，如今黃仁宇和他的「大歷史」，在其身後，如日方中，為一般知識界耳熟能詳。但當年在初出茅廬的時候，在二十世紀後半葉高手如雲的漢學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自己只是個「三等僧眾」。其時也，哈佛費正清、耶魯芮鶴壽（Arthur Wright）、哥倫比亞狄百瑞（William de Bary）、普林斯頓牟復禮（Fritz Mote）和劍橋杜希德諸公，均尚在第一線共主漢學界之沉浮，法相莊嚴，講經名剎。黃氏此言，實為確論，並非假客氣。然而，有趣的是，以上五宗師，對黃氏一個「小字輩」人物，從各自角度，以不同因緣，不約而同，忘年結交，無一例外。由此推知，黃仁宇之才華橫溢，為彼所見，乃不以地位論英雄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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