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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聯大師生合照。
吳潤凱
抗戰時期的昆明西南聯大，師生跑警報是家常便飯。因跑警報而發生許多故事，常常成為歷史研究者彌足珍貴的「稗官野史」。其中有關劉文典罵沈從文的逸聞在學界流傳甚廣。
話說西南聯大教授劉文典有一次跑警報途遇沈從文，見沈從文也隨人流往城外跑，莫名就來氣，轉身罵道：「我跑是為了保存國粹，學生跑是為了保存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該死的，你幹嘛跑！」
劉文典乃一狷介書生，為人傲氣十足，曾自省道：「以己之長，輕人之短，學術上驕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他一向看不起新文學，也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詆毀文學家沈從文，比如在課堂上憤憤不平地說：「沈從文居然也評教授了……要講教授嘛，陳寅恪可以一塊錢，我劉文典一毛錢，沈從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錢。」（此話版本甚多。此據何兆武的口述〈聯大七年〉）存此偏見在先，劉文典跑警報時大罵沈從文就不是空穴來風了。昔日聯大人張中行、許淵沖、何兆武等在文章或口述回憶中也或多或少地提及劉文典看輕新文學家及沈從文一事，可知劉文典罵沈從文是實有其事了。
時過境遷，我們今日重談這一段學林掌故，卻要為沈從文打抱不平：劉文典的文化霸道主義確實不足為訓，這無疑是他的白璧微瑕。劉文典治學領域極廣，上窮先秦諸子，下至紅樓夢，常有精闢的論斷。其尤擅治《莊子》，1939年出版《莊子補正》，深得陳寅恪的首肯，他在校勘學上的深厚功力由此可見一斑。據說他每次開講《莊子》之前，總要自負地說上一句：「《莊子》嘛，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但窮其一生，所治學術不出「國學」二字，儘管其西學造詣也是常人難以企及。其實，劉文典早年也曾贊助過新文化運動，但在中老年之後就像林紓以及他的老師章太炎等轉型期的知識分子一樣由激進歸於保守，自當下反諸傳統。他走的路，之前有人走過，之後也有人在走。歸根到底，劉文典只是那一段文化銜接期中眾多典型的一個而已。這一類知識分子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對新文化以及西學的篳路藍縷均有切身的體驗，也深知其中的弊病，療救不及，以至陷於彷徨，反思之後，決然重返國粹的陣營。也正因此，他們對先前迷失過的新文化、西學往往極盡鞭笞撻伐，以示與「昨日之我」的訣別。這就是他們對國學越趨保守就對新學與西學越發偏激的學術緣由，也是劉文典對新文學與沈從文頗多微辭的學術緣由。
劉文典在學界素有「劉瘋子」的雅號，其人的癲狂個性可想而知，他的罵沈從文固然與此難脫干係，但究其深層緣由，則與傳統士大夫的正統心理息息相關。劉文典那一輩的學者治學極負民族理念與傳承思想，他們的學術血緣基本延續乾嘉學派一脈，沒有跳脫傳統國學的範疇，因此也遺傳了一些傳統士大夫的壞脾性，諸如門戶之見、學術獨尊傾向、以清流相尚、好臧否人物等等。劉文典之罵沈從文只是將這諸多的陳年積習公之於眾而已，並沒有些許的刻意與做作，可以說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
同樣是在跑警報的背景下，劉文典的另一則掌故更能體現他心目中的學術正統。他有一次在跑警報時，忽然想起陳寅恪身體羸弱，視力不佳，行動不便，怕有性命危險，於是匆匆率領幾個學生折回，攙扶陳往城外躲避。一路上，學生要攙扶劉，劉執意不讓，情急之下大聲叫嚷：「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劉文典自稱「十二萬分」佩服陳寅恪，向來引陳為學術同流，原因很簡單，陳亦是國學圈中人，且國學修養博大精深。很難想像，如果陳寅恪寫起小說，會得到劉文典怎樣的「禮遇」？ 在正統的國學觀念中，「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小說家沈從文以此晉陞教授，難怪劉文典要大鳴不平，想當「太上教授」了。
如此說來，沈從文之被罵，是新文學的軟肋碰上了國粹分子霸道的硬骨頭了。這點硬骨頭往積極處發展，當有利於爭取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劉文典任安徽大學校長期間敢於頂撞蔣介石即是一例；往消極處發展，則容易流於學術自閉或人生悲劇，劉文典罵沈從文以及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均是明證。有鑒於此，近代以來的國學大師在砥礪學術的同時，時常思索國學的現代化轉型問題，與傳統的壞脾氣作現代文明的抗爭。蔡元培在這一點上正可彌補劉文典的不足。眾所周知，蔡元培亦是一傳統知識分子，頭頂進士頭銜，然而在與西學的交接之中，他並不帶傳統的傲慢與偏見，而是以「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的胸襟為北京大學引進包括胡適在內的一大批留洋學者，遂開啟新文化運動的另一扇大門。劉文典缺少的正是蔡元培的這點雅量。反觀今日學界，「國學熱」持續升溫，劉文典式的文化狂傲心理大有復活的跡象，而蔡元培式的文化包容主義卻日益式微，逐漸被重溫「國學獨尊」大夢的學人們所遺忘和摒棄。因此，劉文典大罵沈從文的活劇時有發生，而蔡元培容納胡適之舉已成空谷足音。須知被罵的沈從文當時已是一大文學家，而此後更卓然成一文物、考古大師。從這一點上看，真正貽笑後人的怕是短視的劉文典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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