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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江玲 國際問題研究中心
一個老調重彈的問題，就是西式民主能不能被簡單移植？回答是絕對不能簡單移植。實際上所有的制度都不能直接而簡單地移植，只能參考借鑒，吸取一些先進成果。這可能會引起人們的反駁說：美國民主不就是在移植英法等西歐國家民主成果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嗎？對此，筆者並不否認。但我們要知道，美國人口特別是佔主流地位的人口，主要來自西歐，英國移民就佔了70%。因此，沒有多少歷史包袱，反而擁有移民所天然具有的進取開拓精神的美國社會，實際上就是西歐的延伸。它要實行西式民主，是符合美國國情的，可以輕裝上陣，沒有任何重大障礙。
西式民主不可簡單移植
但同樣是移植甚至是複製西式民主、美式民主的菲律賓和非洲的幾十個國家可就沒有那麼幸運了。為什麼呢，因為文化和民族性不同，民主基礎不同，經濟基礎不同，地理環境不同，歷史條件不同，國際環境不同，等等，反正有許多的不同。也正是這些不同，使菲律賓並沒有成為亞洲的美國，也沒有讓非洲成為歐洲，反而是1980年代以前還實行高度集權性質的新加坡、韓國和台灣，以及香港成了「亞洲四小龍」。1990年代後的台灣，開始迷信西式民主，實行一人一票，結果幾年時間就出現了「肚皮子彈」，嚴重的「族群分裂」，以及經濟滑坡，民生凋敝，甚至有了「到了台灣島，才知道文革還在搞」的幽默！
因此，對制度的移植問題，筆者的結論是，西式民主甚至是一切制度，都是不可以簡單移植和複製的。如果非要強行把西式民主這束「月季」嫁到中國，可能沒等「開花」期結束，「月季」可能就會水土不服，甚至會淹死於黃河，或者是我們中華民族被淹死在黃河。這叫做「不到黃河心不死」，難道非得死一次嗎？西式民主的移植於生存需要一定的條件：
香港的中產階級與低學歷勞動人口
首先，西式民主制度的實踐都有一個穩定而龐大的中產社會階層為基礎。成功的普選形式民主政制，基本條件就是需要有一個穩定成熟的中產階級。中產階級是社會底層和社會上層之間的連接紐帶，也是「橄欖形」穩定社會的基本條件。只有當這個階層足夠強大、並且具有相當政治影響力和形成積極的政治參與意識，才可能形成理性的民主普選的大環境。作為中間紐帶的中產社會階層，既為富人所接受，也被社會低下階層所容納。社會低下階層可以通過自身努力獲取晉陞成中產階級的通道，中產階層則是體制內維持社會政治的穩定器，也是上流富裕階層的支撐力量，當中產階層的政治意識趨於強烈、能積極地參政議政，並能夠理性而謹慎地把握自己神聖的那張選票，保證能理性地把票投給他們支持的候選人，才是民主制度的條件趨向成熟的關鍵。反觀香港的現實，中產階層雖然數量不少，但普遍政治意識相對欠缺、冷淡。其實，從殖民統治百多年歷史直到回歸初期，中產階層都是政治意識貧弱，民主普選氣候有待成熟。而值得正視的是，香港目前330萬勞動人口中，約40％為中三或以下學歷，急劇的民主普選極易蛻變為民粹主義和福利主義。
民主需要一個很長過程
其次，民主制度需要一個過程，有時甚至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是民主傳統的形成。民主實踐要獲得預期效果，需要有一良好的民主政治傳統，這傳統包括了一些政治理念、社會政治心理等成熟穩定的政治文化的形成及其政治社會化環境的塑造。當前我們的現實是社會上眾多思想模式迥異，政治紛爭無序，各種社會群體共同認同的價值觀尚未成形。我們知道，美國的民主實踐經歷了300年才走向成熟，而香港真正的民主實踐也僅僅始於回歸之後，前後也不足9年時間。正如英國人杜葉錫恩女士在《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中指出的：「老牌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英國，終一百五十年對港統治，從來沒有在香港施行過民主。」這些情形表明，我們的社會政治文化還處於回歸後的轉型過程中，民主政治傳統的培養、普遍一致的政治價值觀仍處於生成發展時期。
最後，民主制度的適應過程需要面臨不同的社會政治問題的挑戰。香港從殖民統治回歸中國不足9年，而且是從資本主義制度模式回歸到社會主義模式之下，而「一國兩制」方式的架構下，涉及更多地是兩種制度之間的合作與妥協，這其中更多的也是相互適應。內地應該理解並認可中央對香港政策的特殊性，香港同樣需要容忍內地不同於香港的政治模式。這需要透過平穩的政制發展而謹慎地加以調適。不同地區有不同的政治問題，這些政治問題在未能透過溝通、互相了解、妥協解決之前，激進式民主或者直接選舉反而很可能激化既有的社會政治矛盾。因此，西式民主制度、特別是大家熱衷談論的普選並非解決香港社會政治問題的靈丹妙藥，它的借鑒和適用需要一個過程，不能簡單移植到香港的政治實踐中來。（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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