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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文英
有人說孔子是保守派的代表，他一生日夜念念不忘的就是要恢復周朝的舊制度、舊禮教，實現「克己復禮」。五四以後，他更被看作封建舊文化的祖師爺，成為打倒砸爛的對象。因此，如何評價孔子，不僅是關乎他個人在歷史上的地位、作用與貢獻的問題，更是今天我們如何正確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
孔子生於「禮崩樂壞」的春秋時期，終生以恢復古代的文化傳統為己任。早在少年之時，孔子就表現出了對「禮」的出奇的愛好。《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孔子「入太廟，每事問」（《論語．八佾》）。待見「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對「禮」愈發執著，尤其注重整齊「周禮」、恢復「周禮」。他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
孔子對禮高度重視，認為人「不學禮，無以立」、「不知禮，無以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禮記．哀公問》）。孔子不但重視禮，而且非常強調以身作則、身體力行，首先是自己「正其身」，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孔子率先以身作則、堅持習禮，甚至在顛沛流離之中也不忘「禮」，「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史記．孔子世家》）。
他深知復古禮之不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也」。(見《中庸》)但不管是孜孜不倦的傳道，還是付諸實施的踐履，孔子對於自己所承擔的歷史使命和時代責任都有一種「捨我其誰」的自覺認識，並具備大無畏的犧牲精神。孔子說：「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論語．八佾》）甚至認為：「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
在一個國家面臨分崩離析，天下陷入紛亂之際，許多哲人智士奔走呼號，拯救危亡。有使命感的文人士大夫階層總是以知識為基礎，提出種種救民於水火中的理論。很顯然，孔子正是以文化「托命之人」和傳道者自居的。孔子明確以古代原有的制度之基礎上，取其精華部分，加以理論化而體現於當日，使得這種將要僵死的制度得到新生命而繼續維持下去。自覺地在前人的頂峰上繼續攀登，作出劃時代的新貢獻。應該說，這種承先啟後、古為今用的哲學，本身就是非常富於創意的。
雖然，孔子大力維護「周禮」，但他更認為「周禮」要有所損益，而經過損益的「周禮」才合乎他的理想；這說明孔子的歷史觀是具批判性的，並非囫圇吞棗、拿來主義，而是有選擇的，辨善惡、明是非地選擇那些足資表率或可警惕的事實和道理加以評述，傳諸後世。他很清楚，要想恢復古代的善政，不能光去追尋外在的認同，更非簡單地模仿古代的政制運作，而是要從精神實質上去再作一次作真實的追求。研究古代禮儀法制，只是由於古禮制中所透析出來的合理性正確性，相信那便是真理。這種真理，將使人們接續傳統，發展新的禮儀和政治模式，這不僅不是守舊，而是更大、更合乎社會和時代發展潮流的一種創新。
事實上，回顧人類文明史發展史，我們不難作出一個結論，那就是人類社會中，道德、宗教、文化是無數代人的智慧的結晶，這樣的智慧不是任何一代人、更不要說一群自認為已經發現了歷史進步的方向、掌握了歷史發展規律的人所能比擬的。拋棄舊道德、舊宗教、舊文化是容易的，但沒有人能夠聰明到建構出替代它的新道德、新宗教、新文化，人的理性設計能力畢竟總是有限的。
陳寅恪說：「自昔大師鉅子，其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孔子正是第一位在繼承前人善政理想基源上，把新生事物和傳統並行不悖的偉大哲學家。原創型的文化大師、民族精神的鉅子。
正是孔子精心「述作」留下的禮樂教化，使我堂堂中華，具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記．中庸》），中國因此以「禮儀之邦、道德之邦」屹立於世。宋有詩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孔子對中國文明發展作出的貢獻是誰都否定不了的，而他所代表的傳統文化是我們民族的根，對我們今天構建融和社會依然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我想，這也應是我們學習和繼承孔孟之道的最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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