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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齊國的「刀幣」，是諸侯中最早出現的貨幣。
藍 海
春秋時期，周室王權日趨式微，各諸侯國內則篡弒迭生，外則互相兼併，加上夷蠻、戎狄等異族時常侵擾中原，以至烽煙四起。這是我國歷史上一個群雄逐鹿、天下恟恟的混亂時代。
在各路爭雄的諸侯中，最早稱霸的是齊桓公。齊是太公呂尚的封國，齊桓公（前685－前643在位）繼位後，以管仲為相，整頓國政。管仲受命於危難之中，大舉推行改革，廢除公田制，按土地的肥瘠，確定賦稅，設鹽、鐵官和鑄錢，增加財政收入，寓兵於農，將基層行政組織和軍事組織合為一體，增加了兵源和作戰能力，使齊國在國君初亡、全國政治經濟一片混亂的狀況下，三年便使這個邊陲小國崛起，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迅速成為華夏各國中最富強的國家。
管仲（前723-前645）名夷吾，字仲，謚敬仲，潁上（今安徽潁上縣）人。他被稱為我國古代傑出的經濟學家。管仲在位四十餘年，政績昭著，建樹良多，他的才華，除了經濟領域的出色表現外，在哲學、政治、法學、軍事、外交，教育、人才、管理等方面亦具非凡的識見和能力。以他的名義所著的《管子》一書，記錄了他的治國經略思想，充滿樸素的辯證法，充分體現了中國文化的精粹，兩千多年來備受推崇，影響深遠。該書有三分之二的內容涉及經濟問題，所論範圍也十分廣闊，諸如對外貿易、宏觀調控、價格、市場、貨幣、壟斷等等，幾乎把所有的經濟問題都包攬無遺。可以說《管子》是一部古代的經濟學全書。直至今天仍具研究借鑒價值。內地改革開放後，有學者甚至在深為其學說感佩敬仰之餘，發出了「中國兩千多年最大的悲劇，便是錯誤地重視孔子而輕視了管仲」之慨。
管仲拜相之後，他首先制定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制度，高懸於榮辱柱上，依法行政，以法度分辨是非，揚善懲惡。他制定政策的理論依據是「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他在發展生產的同時，讓人民充分休養生息，大幅減輕稅收。他將年成分為上、中、下三等，提出不同的年成依不同的稅率徵收，最壞的年成「不稅」或「馳（緩）而稅」。並經常奉勸齊桓公：「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國雖大必危」。所以，應堅持「取於民有度」的原則。就算要收稅，也要讓人民知道賦稅徵收的比重是合適的，「審其分，則民盡力也。」他尤其反對一切強徵暴斂的做法。認為：「今人君藉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價十去一。令日：八日而具，則財物之價十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價十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價十去九。」認為强徵稅賦，民眾為繳稅，不得不賤價變賣財物，徵稅限令的期限越短，納稅者被迫賤賣家產現象便越嚴重，他們的損失和痛苦就越大。而「民予則喜，奪則怒」，引起的不滿亦越大，導致產生「下怨上而令不行」的對抗性矛盾也越多。
同時，他認為在減輕賦稅的同時，必須及時地調節社會貧富，只有「富而能奪，貧而能予，乃可以為天下」。為了做到奪富予貧，以達均貧富之目的，他提出向富者徵收消費稅；限制富人進入某些行業，以免與民爭利；間接運用行政手段干預市場，迫使富人散其財等。
但是，在以上措施下政府稅收銳減，國家收入哪裡來？庫房空虛，霸業難成。齊桓公心中不禁暗自著急，與相國管仲商量，堅持提出要加稅。齊桓公問：「開徵房屋稅行嗎？」管仲說：「不行，這樣會使已經建成的房屋日趨損毀。」齊桓公又問：「如果徵收牲畜稅呢？」管仲搖頭說：「也不行，這樣會使老百姓濫殺牲口。」齊桓公再問：「徵收人頭稅總可以了吧？」管仲說：「還是不行，這樣會使人們隱瞞戶口。」齊桓公沒好氣地說：「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徵什麼稅合適？」管仲解釋道：「光靠徵稅來解決國庫困窘是難以成功的，因為每種稅都會帶來負作用。」正當齊桓公要泄氣時，管仲提出了「官山海」的方法，亦即管制海鹽和山鐵的專賣，把原屬於私營的鹽和鐵的流通環節控制起來，收歸國家所有，而只把生產的權益留給私商。
管仲以算帳方式啟示齊桓公道：「齊國人口約千萬，如按成人徵人頭稅，應納稅者約一百萬人，每人每月徵三十錢，不過僅得三千萬區區之數。而鹽鐵作為人民的日常必需品，乃市場的一項大利。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少子食鹽二升少半。若實行鹽的局部專賣，適當提高鹽價，每月就能得到六千萬，是人頭稅的一倍」。不僅如此，由於齊國是著名的鹽產地，每年冬十月至次年正月冬閑時，國家讓若干勞動力煮鹽，積三萬多鍾之後，至次年正月藉口農忙不許人民「聚庸而煮鹽」，有意地令鹽價上漲。國家則在此時趁機參與鹽的國內外專賣，內銷加出口，即可獲豐厚利潤。這實際等於齊國煮海水產鹽向天下徵稅了。
鐵方面，管仲繼續分析道：「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針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行服連軺輦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並主張鐵礦國有，但不由國家經營，原因是國營「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境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因此主張民營「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七，君得其三」。這就是說國家用抽十分之三稅的辦法向冶鐵業者徵稅。至於鐵器的買賣，則由國家統一收購後制定適當價格銷售，也就是說鐵器由國家專賣。
「官山海」不僅私商不便反對，也沒有太增添老百姓的負擔。做到了所謂「善行而無轍跡」，不動聲色之中既減免國內其他稅收又充實了國庫。為齊桓公打天下打下了經濟基礎，也成為歷代營辦稅務中最為人讚譽的千古美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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