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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敦邦所繪賀知章《回鄉偶書》詩意圖。
吳潤凱
鄉愁的侵蝕讓人苦，還鄉的波折亦讓人苦。在鄉愁與還鄉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以求解脫，就成了遊子們共同的努力方向。於是，詩人們發現了韓熙載式、蘇東坡式與陸游式的消解。
韓熙載式的鄉愁消解方式就是「反認他鄉為故鄉」。據宋人龍袞《江南野錄》記載：「韓熙載，高密人，顯仕江南，晚年奉貢入梁，都絕知舊。乃題於館壁云：『未到故鄉時，將謂故鄉好。及至親得歸，爭如身不到。目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傷我懷抱。風雨瀟瀟旅館秋，歸來窗下和衣倒。夢中忽到江南路，尋得花中歸舊處。桃臉娥眉笑出門，爭向前頭擁將去。』又云：『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行，舉目無相識。金風吹我寒，秋月為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韓熙載的還鄉之行與賀知章一樣，得來的是故人已謝，滿目陌生，頓感悲涼叢生。而江南作為他的第二故鄉，此時因為有人牽掛，反而佔據上風，成了詩人急欲回歸的處所。詩人一味抹殺故鄉之情，實際上是使自己免於思鄉之苦的一種自我保護，一種良好的藉口與情感轉移。
蘇東坡式的鄉愁消解方式則可解讀為「四海可為家」。宋人吳幵《優古堂詩話》有載：「東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定國南遷歸，予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用其語綴詞云：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如此豁達的鄉愁理念卻由一個歌童道出，怕只是蘇軾為後人所設置的迷局，其實這應是他借他人之口澆心中塊壘。吳幵在轉述東坡的《定風波序》之後，卻考證出「此心安處是吾鄉」一語本出於白居易，如白詩《種桃杏詩》云：「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聯想到蘇軾本人一生的流離顛簸，「黃州惠州儋州」，我們更能確信蘇詞移借白詩的用意所在。既然一生居無定所，那麼，四海為家、心安是家的心理定位無疑是緩解鄉愁的最好方法。雖然月夜也會思鄉懷人，但是隨遇而安的心境使蘇軾的人生變得更為怡然跌宕。
陸游式的鄉愁消解方式接近於蘇東坡式，只是蘇東坡點出「心」字，全在心理調節，而陸游拈出「客」字，更多人生的徹悟。一言蔽之，陸游秉承了「人生如寄」的生命內涵，並以此自覺地抵消鄉思。其《晚泊松滋渡口》二首之一寫道：「此行何處不艱難，寸寸強弓且旋彎。縣近歡欣初得菜，江回徙倚忽逢山。繫船日落松滋渡，跋馬雲埋灩澦關。未滿百年均是客，不須數日待東還。」陸游乾道六年（1170年）自山陰出發前往夔州任所，途徑松滋渡口（在今湖北松滋縣），遂作此詩。詩末兩句大有《古詩十九首》「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的味道，只是後者用於渲染及時行樂的人生觀，而陸游則將這種深刻的人生體驗嫁接到思鄉情結上，並獲得了鄉愁的解脫。當然，除此之外，陸游一生濃重的家國情懷也有助於他擺脫狹隘的鄉愁理念，故而其晚年才會有「心在天山，身老滄洲」（《訴衷情》）的沉鬱之作。
事實上，詩人在千方百計嘗試著消解鄉愁的時候，往往也處於矛盾之中，通常的情況也是不如人意的，徒增一層鄉愁之外的神傷而已。
南朝詩人何遜寫出了一種對人欲擒故縱的鄉愁，其《慈姥磯》曰：「暮煙起遙岸，斜日照安流。一同心賞夕，暫解去鄉憂。野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客悲不能已，江上望歸舟。」詩寫慈姥磯畔的送別情景，絲絲扣人心弦。鄉愁對詩人的俘獲竟如此戲劇性：先是，詩人與來送行的朋友一同欣賞暮煙斜日的江景，鄉愁居然暫得消解，沒有侵擾詩人的雅興；然而，暮色加重，霧氣浮起，詩人的憂思不可抑制，鄉愁一下子就俘獲了他冰涼的心，只能望著來人的船歸去，而自己將被鄉愁帶往何處漂泊呢？沈德潛《古詩源》對此評論：「己不能歸，而望他舟之歸，情事黯然。」
通常遠人都會以為鄉愁可以消解，故而在消解鄉愁的迷霧中越陷越深。因此，聰明的遠人在情感與理智的抉擇中總是傾向於後者，對他們來說，敢於面對情感就是最大的理智，敢於面對鄉愁而不做著自欺欺人的迷夢就是難得的理智。秦觀被貶雷州，有詩云：「安得此身如石，一時忘了家鄉。」（《責雷州詩》）淒滄則淒滄矣，但終歸是明白人語。 （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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