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中日關係既有作為兩個東亞鄰國的共同利益，又有相對獨立於美國的共同定位；即便是在中國和日美之間的潛在戰略衝突，也有其既合作又對抗的成分，因此，在「安倍時代」，人們有理由期待，中日歷史問題糾紛可能淡化，但潛在戰略衝突將依然存在，如何理性處理雙邊結構性矛盾，則將進入一個謹慎的磨合和探索期。
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晉三明天（十月八日）將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安倍上任剛好一周，就與中韓兩國達成訪問協議，顯示了安倍作為日本新任領導人相當高超的外交和政治手腕，同時也顯示了中韓領導人面對未來與日本之間錯綜複雜關係的遠見卓識。
安倍晉三的高超外交和政治手腕，首先體現在他上任伊始就提出與中韓領導人對話的要求，這一做法不但與過去日本領導人上任伊始首先訪問美國的做法不同，而且也使中韓兩國在開始階段缺乏準備；在這方面，日本雖然向中韓同時提出對話建議，但在時間順序上則先取得韓國，然後才是中國的同意，顯示出其一定的心思和部署。
安倍：日本的尼克松？
與此同時，安倍晉三重申村山富市十年前關於歷史問題的談話精神，並強調包括其外祖父岸信介在內的前日本領導人對當年侵略戰爭的責任。雖然他沒有就中韓兩國關心的未來是否將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做出具體承諾，但上述關於歷史責任問題的表述，卻在相當程度上化解了中韓兩國的心結，由此為順利踏上北京和首爾之行奠定了基礎。
無論中日韓協調的內幕如何，有一點可以肯定：三國領導人都認識到，中日和韓日關係的關鍵在於未來，而非過去，因此三方必須趁日本領導人換屆之際，給中日、韓日關係一個良好的開端。
對於安倍晉三的外交動作和政治智慧，一些輿論將其比作一九七二年尼克松的中國之行。眾所周知，尼克松素以右傾和反共著稱，但恰恰是他打開了中美關係的僵局。但筆者認為，安倍晉三與尼克松雖然外交手腕類似，但其背後所折射的中日和中美關係的本質卻有根本不同。當年尼克松之所以打破中美關係僵局，主要基於遏制蘇聯的戰略考慮；但今天中日關係面臨的卻是因「兩強並列」而產生的直接對撞。
中日潛在戰略衝突依舊
中日關係的矛盾林林總總，但歸納起來可以分成兩個範疇，一是中日雙邊結構性矛盾，其中包括經濟競爭態勢、能源衝突、領土爭端和歷史問題等；二是戰略性衝突，其中包括日美同盟、作為中國核心國家利益的台灣問題、釣魚島爭端。
筆者之前曾多次發表評論指出，中日關係正在經歷兩國歷史上第一次極其漫長而艱難的國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調適過程，但鑒於冷戰結束後東亞地區極其複雜的戰略格局，尤其是中美既合作又潛在對抗的態勢，「美國因素」正在中日關係中發揮著越來越微妙的作用；而這一態勢就導致中日至少在國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調適過程的早期階段，很難避免用戰略手段來處理本來屬於雙邊關係範疇的矛盾。從這個意義上說，處於中日雙邊關係兩端的中國和日本，其實或多或少都是美國手中的戰略籌碼。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美國因素」的籠罩下，中日關係中戰略衝突的成分不可能在中短期內消除；戰略衝突至少在可預期的未來，將是中日兩國的宿命。
經濟和資源競爭：合作＋雙贏
但這樣說，並非指中日在處理雙邊結構性矛盾方面就不可能產生新思維或政治智慧。從歷史和國際的眼光來看，處理因競爭和資源衝突而產生的矛盾，無非有兩種方式，一是對抗，並繼而因不斷激化而走向局部乃至全面戰爭；二是合作，並由此而達到雙贏。就中日關係而言，如何在潛在戰略衝突無法消除的情況下，做到經濟和資源上的合作乃至雙贏，十分考驗兩國領導人的智慧。在這方面必須看到，中日既有作為兩個東亞鄰國的共同利益，又有相對獨立於美國的共同定位；尤其是在後冷戰時代，即便是在中國和日美之間的潛在戰略衝突，也有其既合作又對抗的成分，這是理性處理雙邊結構性矛盾的基礎。因此，在「安倍時代」，人們有理由期待，中日歷史問題糾紛可能淡化，但潛在戰略衝突將依然存在，而如何理性處理雙邊結構性矛盾則將進入一個謹慎的磨合和探索期。 (本欄每周六刊出) （文匯論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