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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董事長兼社長 張國良
引言
浩浩蕩蕩的全球化進程，伴隨著一邊倒的「西化」浪潮及其「文化殖民」的威脅，帶來了扼殺文化多樣性的危機。中華文化同樣面臨巨大的衝擊。我們必須清醒看到，文化市場也是一種市場，文化的競爭與經濟的競爭一樣，是一場講求實力的較量。文化的多元化不能期待施捨，而要靠自身競爭力的提升。西方文化在世界範圍內迅猛傳播，顯示他們是市場競爭的強者。中華文化現實處於下風，表明我們是市場競爭的弱者。與其不斷抱怨美國及西方的文化霸權，不如將精力放在增強自身競爭力方面更為現實和明智。我們只有面對現實，承認落後，改變落後，增強自身競爭力，才可能實現中華文化的復興。
一、文化霸權產生扼殺世界文化多樣性的危機
當今世界的全球化進程，與文化霸權難解難分。隨著資本運動的全球化及跨國公司的發展擴大，西方經濟強國尤其是美國，借助對商品輸出的主導權，實際上支配了全球以信息或影視為載體的文化產品的輸出。當今世界的全球信息流量中，90%以上的新聞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控制的。 在文化產品中，歐美在世界上的佔有量達到86%以上，而發展中國家文化產品的佔有量卻只有百分之幾。經濟上的強勢力量衍生出文化的霸權力量。美國除了不斷展示其軍事和政治的實力外，更傾力推動全球意識形態的全盤「美國化」。不少人因此將所謂全球化形容成「西化」。甚至是一種「美國化」的過程。
二、中華文化面臨巨大的衝擊
自鴉片戰爭以來，西方文化就一直對中國進行文化滲透，希望將我們納入西方文化體系。而我們自己在對待傳統文化出現的一些偏差，例如批判多於繼承，否定多於肯定，導致一些人對自己民族文化的無知，缺少自尊與自信，以至在「全球一體化」的喧囂中，不少人甚至認為「現代化就是西方化」。以好萊塢、麥當勞、可口可樂、流行音樂、流行歌曲和流行舞蹈為特徵的西方大眾文化，對年輕一代造成強烈衝擊。且看今天的中國，有多少孩子，吃的是美國文化，穿的是美國文化，看的也是美國文化。兒童是國家的未來，外來文化對純潔而天真的孩子施加影響，能夠使我們的民族失去自己的文化性格。
在國際層面，中華文化應有的地位與其在世界文化多樣性格局中實際應該發揮的作用，更是存在極大的反差。 在中國和世界之間信息互動需求劇烈增長的今天，中國文化貿易占世界文化貿易份額很小。在文化貿易「稱雄」的主要名單中，中國仍然排不上號。中國和西方國家之間的「文化貿易」存在巨額逆差，2003年中國引進圖書版權12516項，輸出版權僅有811項，書刊版權貿易逆差高達10至15倍。在國際性的媒體中，英文信息佔了百分之八十，不計算中國大陸在內，海外華文信息大概只佔百分之零點四左右，信息量很小。這與中國佔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居住在海外的華僑華人超過三千萬的全球人口格局是不相稱的，與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大國和亞洲經濟強國，經濟總量已排在世界前列的國際地位也是不適應的。
文化是綜合國力中的軟實力。文化安全是國家穩定發展的精神前提。中華民族的復興，不僅是經濟的崛起，還必須有文化的復興。況且，在世界大文化的框架中，中華文化從來就不僅是中國的，而且也是世界的。面對全球化時代的「西化」浪潮，作為與西方文明相對應的東方文明的優秀代表，中華文化當有「捨我其誰」的氣魄和膽識，在全球化的舞台上大力弘揚。這既是維護民族文化獨立性和國家文化安全的需要，也是和平崛起的中華民族在全球化時代應該承擔的維護世界文化多樣性的歷史責任。
香港同胞、台灣同胞和海外華人華僑都重視傳承中華文化，並對中華文化的復興有著殷切的期待。香港開埠一百多年來，雖然經歷長期殖民主義統治，但中華傳統文化仍然滲透在民風民俗、學術文化、文學藝術和港人的感情血脈之中。在台灣，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比許多沒有到過台灣的人士的想像要好得多。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也正是許多台灣民眾不贊成兩岸分裂的重要原因。移居海外的華人華僑，從離散漂泊的那一天起，就肩負著傳承、散播、弘揚固有中華文化的天職。海外華人華僑親身感受到，中華文化的國際形象，直接影響他們的社會地位。以春節為例，今年更有多國政府首腦出面，高規格的向世界華人拜年。可見，中華文化在海外的推廣弘揚，不僅增進國際社會的了解和接受，而且確立並提高了華人華僑在當地社會中的形象和地位。因此，海外華人華僑對中華文化的復興有更多的期待和呼籲。
三、四點建議
針對當前我國文化建設中存在的問題，本人特提出四方面的建議：
第一，加大國家及各級政府對文化建設的財政投入。
本來，以財政撥款作為主導，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是國家及各級政府必須擔當的責任。然而，與經濟建設方面的投入相比，文化方面的投入則明顯偏低。更讓人感到憂慮和不滿的是，一些地方的政府，建樓、堂、館、所之類的形象工程，花錢如流水；至於公益性的文化設施，則能卡就卡，能拖就拖；一些地方的領導，有錢為自己蓋最漂亮、最豪華的辦公大樓，卻無錢保護祖宗留下來的文化遺產，等等。
在各級政府財政收入大大增加的情況下，要盡快改變目前公共文化領域投入偏低的狀況，加大這方面的財政投入。國家及各級政府要高度重視文化建設，要從單純注重經濟建設向經濟、社會、文化全面轉化。各級政府必須將公益性文化事業建設，納入社會和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納入城鄉建設總體規劃。公益性文化的事業經費及業務經費，必須納入具有法律效力的政府財政預算管理，確保文化的財政投入得以落實。
第二，放寬政策限制，加大吸引民間資本及外資，增強文化產業的競爭力。
由於重視文化的意識形態性和事業性，而輕視文化的商業性和產業性，我國文化產業政策對民間資本和外資有較為嚴格的限制，實際引進民間資本和外資仍十分有限。資本不足，已經成為制約文化產業發展的一個瓶頸。加快投融資體制改革，拓寬投融資渠道，是為實現文化產業的跨越式發展注入強大動力的關鍵。政府應該放寬政策限制，不僅讓更多的民間優質資源向文化產業集中，而且可以利用香港的融資平台，特別是吸引香港及海外華人中熱心中華文化的財團進入內地，既利用他們的資本發展文化產業，優化文化產業結構，又借鑒他們的海外經驗，使一些內地的文化企業能夠與國際接軌，為中華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積累實力並創造良好的條件。
第三，解除思想框框，重視民俗文化。
中華文化，又可以分為民俗文化與上層文化。比較而言，上層文化是社會占統治地位的精英文化，備受重視。人們通常所說的發展文化，多是指上層文化。而民俗文化則一直是被認為登不上大雅之堂，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尤其是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政府發動過大規模破除「舊風俗」的社會運動，使我國的一些民俗傳統出現了某種斷裂。加上很多民俗文化被認為包含一些「迷信」的成份，令政府官員不敢提倡扶植，往往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
然而，民俗文化是民族整體文化的基礎部分，是極其重要的文化遺產，比上層文化具有更大的穩定性。一個人生下來，就生活在民俗中，就像魚兒生活在水裡。民俗幾千年來， 就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中華文化在很大的程度上正式通過民俗得以流傳和保存。比如中秋節，是我們民族傳統上閤家團圓的節日，其所蘊含的一系列飲食、禮儀活動和形式，都是活生生的愛國愛家、弘揚民族文化的教育，有巨大的感染力和強大的生命力。國家應以法律形式把這些傳統年節保護起來，使之成為維護中國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權的重要內容得以延續和傳承。
民俗的傳承，民間是基礎，政府是關鍵。我們要解除思想束縛，不要完全排斥民俗文化中的所謂「迷信」色彩，而應將其視為一種習俗予以尊重。在人們物質文化生活需求日趨多元化的今天，政府應採取有效方式，引導越來越多的人關心、熱愛傳統民俗，自覺地加入傳承民族文化的行列。
第四，利用我們自己的儒、釋、道等傳統文化和宗教文化，對抗西方宗教文化的滲透。
導致近代西方強大的因素固然很多，而在西方的大眾文化中往往有一個全民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作為其聯絡民眾情感精神的核心，是其中不可忽視的原因之一。中國的盛唐時代，儒釋道文化也是其重要的依托。當然，我們今天不必要、也不可能以什麼宗教去代替我們的民族文化，但我們也不應忽略世界許多民族的傳統文化中，都含有一定的宗教因素這一基本史實，不應忽略宗教有一定的社會文化功能。
西方對我們的宗教滲透早已有之。與全球化伴隨的意識形態「西化」浪潮中，宗教領域的入侵，尤其令我們防不勝防。與此同時，隨著改革深化、開放擴大，宗教亦呈增長趨勢。面對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大量入侵，越來越多的人成為西方宗教的信徒，這是一個不可迴避的現實。那麼，從弘揚和傳承中華文化來說，是放任更多的人信基督教、天主教好，還是營造適當的條件，使有宗教需求的人，信奉本來就是屬於我們中華文化一部分的儒教、佛教、道教好？哪一種選擇有利於建立我們中國人的穩定和諧社會？這是一個需要認真思考並作出回答的問題。
宗教文化是大眾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儒、釋、道三教書與中華文化的主體部分，其中的積極部分，對於我們今天的文化發展和和諧社會建設，都有正面的意義。例如，儒教講求「和而不同」，佛教、道教中也都含有豐富的「和」的思想。這些都可以為建設和諧社會所用。因此。國家應該進一步整理、發掘儒、釋、道三教文化中淨化心靈、自淨其意的豐富資源，這既是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的文化建設工程，也是對抗西方宗教文化滲透的有效手段。
文化的發展如同經濟改革一樣，也面臨舊觀念、舊體制的束縛。如果沒有當年的思想解放，經濟的改革就難以全面展開；如果不能突破舊的思想框框和體制，文化的全方位發展仍將障礙重重。因此，復興中華文化，需要來一次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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