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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 明
佛教經過漢魏六朝五六百年在中國的傳播，至唐，佛教的中國化取得了鉅大進展，佛家思想也在不知不覺中滲透進中國人的思想意識與日常生活中，並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表現出來，亦包括文學創作。小說作為唐代文學中堪與詩律並稱的文學樣式，其中的佛教印蹟更是十分顯著。在顯而易見的層面上，是大量靈驗、感應、報應等簡單圖解佛經、佛理的弘佛故事的繼續存在；而在更深的思想層面上，是把佛家思想在不知不覺中融入小說的立意或構思中，從而使作品呈現某種異構，表現出某種生活哲思或人生感悟。
簡單圖解佛經、佛理的弘佛故事，在六朝小說中就開始大量出現了，並成為六朝志怪小說的重要部分。至唐，唐人小說中的此類故事依然非常多，《太平廣記》中列釋證門三卷，報應門三十三卷，感應門二卷，在諸如定數門等中還有許多具有輔教性質的篇什。除一部分出自六朝時期，大部分是唐五代作品。
此類弘佛故事的基本情節模式大致相似，靈驗、感應類故事的情節模式大致是：某人因崇信佛教而常誦某一佛經，如《金剛經》、《般若經》等；或初不誦經信佛，因事被追入冥間，得到指引而誦經信佛；從而獲得善報，如延壽、彌禍、消災等。果報類故事的情節模式大致是：前生今世或為善或為惡，終會在今生或生前、死後得道相應的報應。由於此類故事的層面，而在立意構思與異想方面又毫無新意，基本情節模式又少有變化，故其在文學上的價值主要表現在它的入冥模式和對幽冥地獄的描繪上，除此則少有可稱之處。
在唐人小說中，並不以弘佛為目的、但卻深受佛教思想影響的作品亦有不少，這些作品，往往因佛教思想滲入其立意與構思中而使其充滿新意，或在故事情節上呈現出某種異構，或於思想蘊含中表現出某種哲思。
唐人小說中如《河東記．韋丹》、《原化記．崔尉子》、《乾饌子．陳義郎》、《逸史．樂生》等，在故事情節的設計上，就深受佛教感應、報應等思想的影響，使故事情節呈現出一種奇幻別致色彩，如《原化記．崔尉子》。在《崔尉子》中，故事情節的奇特之處在於崔尉子之京，過鄭州，夜晚迷路之時，在一火的引導下來到其祖母之宅的情節。此為小說戲劇理論中典型的「巧合」設計，不過，推其原委，小說作者或許並沒有意識到、或者說並不是自覺地以一種技巧的方式運用這種「巧合」，此情節設計背後的真實依據，恐怕是佛教的因果報應觀念，《太平廣記》將其納入報應門，錄於卷一百二十一中，即足見此故事中佛教因果報應觀念的鮮明和突出。《乾饌子．陳義郎》的故事情節與之相似，有同工之妙。所以，作為被後世小說戲劇廣泛使用的情節建構方法——巧合——或正是在佛教因果報應觀念的誘發下創造出來的。
另外，唐人小說中的許多具有冤獄性質的小說也常以佛教因果報應觀念作為解決矛盾的方法。
佛教思想滲入小說的立意與構思，有時又會以一種生活哲思或人生感悟在小說的主題中表現出來，沈既濟的《枕中記》和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就是這方面的代表。
《枕中記》末云：「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慾也，敢不受教。」《南柯太守傳》末云：「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棲心道門，絕棄酒色。」兩篇小說的思想蘊含無疑是佛道雜糅的，而其間著重強調的如「窒吾慾」、「絕棄酒色」的「離慾」思想卻顯然是佛教的，《南柯太守傳》末所言之「道門」亦當指佛門。而兩篇小說中所共同採用的入夢情節建構方式，亦當源自於佛典譬喻。佛典譬喻中即有以入夢經歷舉證領悟佛理的，如《雜寶藏經》卷二的《婆羅那比丘為惡生王所苦惱緣》中寫道優填王子婆羅那為惡生王諸婇女說法而被毒打之後，不堪其苦，便動搖了修道決心，欲罷道還家，這時，迦旃延現身夢中，幫助婆羅那實現他心中的人生，目的在於讓其明白人生如夢，從而覺而悟道。《枕中記》和《南柯太守傳》的立意與構思，其實也是基於人生如夢的思想，在於通過夢中人生，說明 「人生之適，亦如是矣」（《枕中記》），從而感悟所謂的「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領悟「人世之倏忽」的道理。《南柯太守傳》末作者還直接現身說法，進一步引申：「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著生，冀將為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為偶然，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云。」
可見，佛教對唐人小說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這不僅體現在大量的具有輔教性質的弘佛故事的存在，更體現在小說的立意構思方面。弘佛故事的情節雖有程式化、概念化的弊病，但就每一個故事而言，其描寫又往往是具體而形象的，具體的事件，具體的善、具體的惡，故其意義就超越了抽象的佛經佛理宣講，靈驗、報應，在許多情況下便成為一種懲惡揚善的宣洩方式，就此而言，這些弘佛故事也就超越了其宗教目的而具有了更廣泛的意義。而佛教思想觀念對唐人小說立意構思的深層滲透，不僅帶來故事情節建構等方面的異質與新變，亦促使小說的思想意蘊趨向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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