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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義的北京文學包括京派文學與京味文學，即以北京人身份進行創作或以北京生活為題材的文學。這些文學在一般研究者容易感受到的平民氣之外，還往往表現出比較強烈的貴族氣——超越於平民日常生活之上以精神生活追求為核心的人文氣息。以京派文學為例，魯迅論京派和海派時早就指出，京派近官，而海派近商。「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海者近商，近官者使官得名，近商者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賴以餬口。」（《「京派」與「海派」》）
京派文學的作者大多不是北京人，但他們喜歡在北京當教授和文人。他們喜歡北京比較舒緩的生活節奏，用欣賞的態度來描寫北京的生活。他們最重要的作品不一定是北京題材，沈從文、蕭乾、汪曾祺都以「鄉土文學」馳名。但他們那些「鄉土文學」的特色恰恰在於是以北京文化人的視角來創作的。魯迅把這類鄉土文學叫做「寄寓文學」。他們已經脫離了自己所描寫的鄉土，他們身在文化的中心，遙想著那田園色彩的鄉土。那鄉土不是現實，而恰恰是表現他們貴族姿態的一種手段。
沈從文所描繪的如歌如夢的湘西，只存在於他的記憶和幻想之中（參見拙文《沈從文的自卑情結》）。他的湘西世界作為罪惡的都市世界之對立面而存在，是沈從文批判現代文明的參照系數。如果失去了這個意義，那就有理由說沈從文《邊城》一類的小說是虛偽的。他們描寫的是下層社會，但關心的卻是人類文明走向的形而上的問題。正如陶淵明雖然「種豆南山下、戴月荷鋤歸」，但他的思想境界仍然是貴族的。魯迅戲稱他們為「京派大師」，就是準確地看到了他們貴族氣的一面。
貴族也關心平民疾苦，或者說正因為他們是貴族，他們才關心平民的疾苦，重要的不是「疾苦」，而是「關心」，貴族的姿態就從「關心」上展現出來。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非常關心炎熱的暑天裡的窮人，但小說的閱讀效果卻很爽快。凌叔華的《繡枕》非常關心平民女子的命運，但小說的筆調是那麼優雅。正像通俗小說經常描寫王公貴族的富麗堂皇的生活，卻恰恰因此暴露出自己的世俗氣息。
京派文學正是用一種「垂青」的態度，俯瞰人間的態度，使人覺得其高不可攀，其表面的輕鬆裡，蘊藏著深厚的自負，彷彿和藹可親，實則距離明確。京派文學的個人性十分突出，雖稱一派，但互不統屬，互不瓜葛，語言風格也「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沈從文使用自己苦練出來的長短不齊的，經常不合規範的，偶爾還有病句的抒情性語言；廢名喜歡使用枯澀、簡潔、模擬絕句的表達方式，略帶病態的短語；汪曾祺雖然不是北京人（籍貫江蘇高郵），卻最喜歡模仿北京口語，他使用一種描述性極強的，又富於抑揚頓挫韻律的語句，例如小說《八月驕陽》裡的一段對話： 「還有個章法沒有？我可是當了一輩子安善良民，從來奉公守法。這會兒，全亂了。我這眼面前就跟『下黃土』似的，簡直的，分不清東西南北了」。「您多餘操這份兒心，糧店還賣不賣棒子麵」？「賣」！ 「還是的，有棒子麵就行。……」他們的選擇都是不能相互取代和複製的，具有「藝術精品」的特徵。他們也因此而藐視敘述者距離生活太近的海派和其他派，以「潔身自好」的風度高蹈於文壇。從接受的角度來看，他們的讀者也是很少的，大體限於知識分子階層，他們所關心的平民是看不到也看不懂他們的大作的。京派文學家大多是平民出身，但京派文學卻是徹頭徹尾的貴族氣文學。這是由於京派作家在文化上成了地道的北京人，他們過著被哲理和詩意點綴起來的文化生活。而哲理和詩意，正是京派文學的精髓。（本期約稿人：北京專題記者 李煜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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