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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小莊博士 法學專家
特區政府並沒有也不可能放棄過去奉行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但是也應當看到，積極不干預政策是在「無形之手」失靈才出手，屬於事後補救機制，未必能順應今日世界客觀情勢的變化。面對未來的挑戰，香港應該在背靠祖國的同時，積極面向世界，努力開拓，繼續保持香港作為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的地位，並帶動其他行業的發展。
自行政長官曾蔭權明確表示推行「大市場，小政府」政策後，香港社會引發爭論，而且延伸到香港之外。美國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佛利民認為，「積極不干預」政策是成功的，放棄是錯誤的。中國社科院金融發展與金融制度研究室主任易憲容也指出，佛氏並非無的放矢。他更進一步表示，「港府與中央政府關係或交流，不是從市場規則的確立入手，而更多的是從利益爭取與利益輸送作為。」對佛氏和易氏的批評，香港又有不少人進行反駁。此事涉及未來香港經濟發展的路向，不宜簡單化對待。
特區政府並無放棄積極不干預
首先要搞清楚甚麼是香港回歸前的「積極不干預」政策。該政策由港府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奉行，當私人市場調節可作出適當的資源配置時，政府不加干預；當調節、配置失效、出現失控或危機時，政府才作適度干預。這是西方新古典經濟學中「有限政府」原則的反映，故曾氏也說「積極不干預」是一種哲學思想。
未必能適用今日的客觀情勢
該哲學思想在香港回歸前施政的體現，根據有的學者的概括，有三個主要方面：（一）基本不干預，香港外貿不受限制，進出口自由，除個別商品外，其餘商品不徵關稅；金融經營自由，外匯自由，港幣自由兌換等等。（二）基本干預，如聯繫匯率和土地壟斷。（三）干預與不干預並舉，如港幣雖自由兌換，但發行權有所限制；金融經營自由，但也有相當程度的監管。從這個意義上說，特區政府並沒有、也不可能放棄港府過去奉行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因此，佛氏擔心香港完全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實屬過慮。
但也應當指出，所謂「積極不干預」政策在「無形之手」失靈才出手，屬於事後補救機制，在一九七三年股市暴跌後港府加強金融管理，在八十年代動用外匯基金接管「問題銀行」等等，皆如此。這種做法無可厚非，但卻未必能積極順應經濟全球化、香港製造業已經空心化、服務業正在空心化、制度性區域貿易安排方興未艾，以及內地沿海城市的競爭湧現後的客觀情勢的變化。事後補救機制對此是無能為力的。
積極應對世界變化
而對未來的挑戰，特區本來應當積極開拓香港有優勢以及的與英美歐盟的自由貿易區，加入中國與東盟的自貿區，以利繼續保持香港作為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的地位，並帶動其他行業的發展。令人高興的是，今年的施政報告，行政長官提到「會爭取與我們的貿易伙伴達成更多經貿安排」，有關安排應盡快著手落實。
至於易氏批評港府不依市場規則，而以利益爭取或輸送作為，香港社會也不必急於反駁，自我反省遠比輕率表白有用。例如香港不先與美歐搞CEPA,卻先與內地搞CEPA（至少應同步進行），應屬優先程序顛倒；粵港澳大橋的建設，香港極力主張單Y而排斥深圳加入，不無以鄰為壑之心；早兩年港府要求東江水提高水質，但卻要求減價，似亦違市場規則；至於要求粵省放慢若干深水港建設，讓香港十號碼頭先上，似亦不合競爭慣例。為了保持香港繁榮穩定，中央將繼續大力支持香港，但香港在背靠祖國的同時，也要積極面向世界才好。 （本欄每周三刊出）（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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