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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時期穿新四軍演沙家嫓的中央樂團
文：周光蓁（香港大學）
「中央樂團（1956-1996）的歷史是鬥爭的四十年！」已故中國指揮泰斗李德倫如此向筆者總結他畢生為之服務的中國頂級樂團。
中央樂團1996年改名為中國交響樂團（簡稱國交），是中國首個國家級專業古典交響樂團。今夏在北京慶祝創團五十年的一片讚美聲中，除了已屆耄耋之年的老樂師外，還有誰記得樂團過去艱辛求存的經歷和所付出的代價？
組建於1956年的中央樂團是時代的產物，受益於當年毛澤東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當時正處於中蘇蜜月期，鑒於外交上文化交流的需要，兼任外交部長的周恩來總理在組建國家樂團一事上予以了大力支持。首任中央樂團團長李凌生前曾對筆者說：「我向周總理提出：訓練足球隊，可考慮請巴西教練。訓練交響樂隊，則要請來德國指揮。」
結果中央樂團的首任指揮是來自東德哈萊的戈斯林教授。與他同來的還有四位德籍的銅管和木管專家，輔導平均年齡只有二十四歲的近七十位中國樂師。經過刻苦的排練，樂團的表現有如脫胎換骨，於1956年10月演出一個全貝多芬作品音樂會，門票迅速被搶購一空。之後，樂團一共排演了包括巴赫、莫扎特、舒曼、柴可夫斯基等八套古典曲目，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時局動蕩 幾經浮沉
然而好景不常，1957年由官方發起「大鳴大放」，鼓勵樂團成員相互提意見、做批評，運動轉變為「反擊右派分子的進攻」。結果共有四位樂師被戴上右派帽子。在這種情勢下，戈斯林於六月下旬演完德伏扎克「新世界」交響曲後返國。樂團群龍無首，業務備受打擊。
四個月後，剛從莫斯科肄業回國的李德倫趕上蘇聯小提琴巨擘大衛．奧依斯特拉赫訪京，領導中央樂團演出莫扎特A大調協奏曲，並接著為著名的英國林柏特芭蕾舞團伴奏。此等半外交行為讓樂團幸免於難。
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中央樂團破天荒跟到訪的蘇聯國家交響樂團聯合演出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的作品，由李德倫及其老師亞諾索夫輪流指揮。著名的「一八一二序曲」還用上解放軍軍樂團。這是歷史上唯一一次的中蘇交響大匯演。
然而，也正是這次會議通過了「超英趕美」、人民公社、大躍進等激進綱領。中央樂團不甘落後於形勢，以一個星期排演蕭斯達高維奇第十一交響曲，繼而更宣布要在短期內「放衛星」：創作七部大合唱、六部交響曲。部分樂師下鄉參與人民公社建設，其他則在樂團後院起爐煉鋼。
休養生息 掙扎求存
非正常的活動到59年初始結束，新的任務是要向國慶十周年獻禮。中央樂團選擇了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其中著名的「歡樂頌」以中文唱出，由另一位留俄指揮嚴良堃執棒演出。之後還聯同到訪的德累斯頓愛樂合演貝九，成為團史一大亮點。
大躍進失敗後，樂團到處打游擊，哪裡有食就往哪裡演。60年春在深圳演出三場包括貝多芬「命運」交響曲、「梁祝」小提琴協奏曲等經典作品的音樂會，首會香港聽眾。
1961-1962年是中國的康復期，樂團亦休養生息，演出不少中外名作，京腔交響詩「穆桂英掛帥」是數位骨幹樂師集體創作比較成功的一部。
1963年是文革前極左派興風作浪的一年，適逢中蘇交惡，矛頭直指西洋音樂。毛澤東兩個嚴厲的文藝批示後，團長李凌成為全國批判對象，中央樂團如待宰的羔羊。
就在這刻，江青突然到訪樂團「調研」京劇改革，建議用交響樂團來演奏現代革命京劇《沙家嫓》。樂團創作集體駕輕就熟，在短短數月內完稿，於1965年10月首演。
十年重創 歷盡滄桑
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對中央樂團來說，文革十年是一段神經分裂的歷程。它作為八大樣板戲之一「交響音樂沙家嫓」的樣板團，代表國家接待倫敦、維也納、費城等一流樂團。但同時樂師互結幫派內訌，甚至動武。「就像全國一樣，我們都瘋啦！」古稀之年的中提琴手簡召祥激動地回憶說。
結果樂團有四位成員自殺輕生，首席楊秉蓀被打成「反革命」重判十年，還有上百人被羈留在北京小湯山接受軍管數年。「凡是不屬於樂團當權派的，都被掃地出門到幹校受教育、種菜、養豬。」前雙簧管首席陳永田回憶說。
文革後期團員開始醒覺，不但公開演出樣板戲「黃河鋼琴協奏曲」的原版大合唱，全團更在李德倫率領下到天安門獻花給1976年1月病逝的周恩來。
振興樂團 挑戰重重
文革結束後，樂團獲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演出貝多芬「命運」交響曲向世界宣告新時期到來。之後更接待多個到訪藝術家及團體，包括卡拉揚和柏林愛樂、小澤征爾和波士頓交響樂團、小提琴大師史頓和曼紐軒等。
折騰了二十年的中央樂團在1980年代再次引入外籍指揮訓練樂隊，首次接觸了馬勒、史達拉汶斯基等二十世紀作曲家的作品，士氣大振。美國指揮大衛．基爾拔對筆者說：「當時不只樂師們表現出藝術上的飢渴，聽眾也是如此。」
老指揮李德倫等亦老驥伏櫪，四方奔走進行音樂普及講座，1986-1987年首赴港澳和美國數十城市巡迴演出。可惜樂團發展受制於港台流行曲，加上隨之而來的出國熱潮，樂師青黃不接，入座率每況愈下。經濟改革失調導致物價急升，樂團到1989年初基本停止演出。
「我們中央樂團目前已排不出一台高水平的聲樂演出了。」當時副團長謝明向北京日報記者訴說。
無奈解體 前途難測
樂團改名國交前最後六年的情況是否壞至非解散不可，至今仍是個爭論。95年，樂團在美、俄指揮領導下分別首演了馬勒的《復活》和蕭斯達高維奇的《列寧格勒》大型交響曲，馬勒專家凱普倫（Kaplan）還公開盛讚中央樂團「很棒」。但這都避免不了1996年樂團解體的厄運。老樂師們帶著無限的唏噓從此離開為之拚命求存而搏鬥了一輩子的樂團，個別更鬱鬱而終。
前樂團首席張應發在五十周年聚餐講話中動容地憶述：「自從文化部所謂交響樂『改革』之後有不少老樂工相繼走了。每當我一次次參加告別喪事之時，看到某某穿著演出服、身旁擺著心愛的提琴等樂器，播放著自己生前和樂隊錄製的樂曲與世界告別，我是多麼地悲痛。他們告訴世人，他們把一生獻給了崇高的交響樂事業！」
改名後的國交加進一大批年經樂師，然而，除了前四年受益於改革政策，後六年的境況跟老樂團晚期所面臨的不遑多讓。分水線出現在2000年。
當年5月中國愛樂樂團成立，超過三十位國交骨幹樂師集體跳槽，不但從此結束了國交作為唯一國家樂團的地位，同時亦癱瘓了它的運作。創團總監陳佐湟憤而辭職。幸有已故指揮大師卡拉揚唯一中國入室弟子湯沐海收拾爛攤子，數月內把受重創的樂團訓練得虎虎有生氣，還邀請老樂師歸隊，國交似絕處逢生。
奈何湯沐海和團長俞松林在藝術方向出現嚴重分歧，於2001年港澳巡演後拂袖而去。國交開始了五年的總監真空期。
今年五十年團慶前夕，國交柳暗花明。首先在4月宣布由活躍於歐洲樂團、現任澳門樂團指揮的邵恩出任藝術總監。5月，常任指揮李心草帶領全團赴美國巡演，湯沐海亦在7月初和樂團合作演出兩場音樂會，首任總監陳佐湟亦在上月返團指揮。
半個世紀的崎嶇交響路，但願以和諧之音作結。
編按︰作者為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副所長，自1999年起，就中央樂團的歷史展開研究，曾多次返回內地，並曾採訪過百位現任及過去的樂團成員，刻下正撰寫有關中央樂團歷史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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