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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草 草
只為了無法忘懷一本小說中土耳其的奇異風情，2004年的1月張信剛追蹤此書的作者來到了積雪覆蓋的伊斯坦布爾。在「哈吉巴巴」餐館中的一封傳真，促成了兩人一次難忘的會面。
樞密院酒店（Divan Hotel）中，他們從細密畫談到伊斯蘭歷史，從十六世紀的土耳其聊到現今伊斯蘭社會的前景。
回港後，對這段「奇遇」念念不忘的張信剛親自撰文，將這次旅程形容為「一段心靈之旅」，並誠意邀請這位作者作客香港城市大學，給學生們講述創作歷程。
那本促成這次相約的小說，就是《我的名字叫紅》；那位傳奇的作者，就是不久前剛剛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奧汗．帕慕克（Orhan Pamuk）。
這天，在香港城市大學寬敞明亮的校長辦公室中，張信剛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在記者的殷殷期待中，他說起自己對伊斯蘭文化的喜愛，以及那次與帕穆克會面時的難忘情景。
時空的感覺剎那間似乎發生了錯位。這裡是2004年的樞密院酒店，我們看著被玻璃隔開的皚皚白雪享受著室內的溫暖，一段「心靈之旅」開始了……
最受爭議的作者
說起帕穆克，似乎總離不開「爭議」二字。作為一名伊斯蘭世界體制內的作者，他的言論屢屢觸及現今世界最敏感的話題，關於伊斯蘭主義，關於土耳其的過去與現在，關於人權和民主。
在張信剛看來，其實就算是在土耳其內部，對帕穆克的看法也有著矛盾與分歧，而這和土耳其現實中的矛盾狀態是緊密相關的。
「現今的土耳其有三種人。一種是凱末爾的信徒，他們宗教性不強，認為國家應該走世俗化道路。另一種是伊斯蘭主義者，希望將土耳其社會恢復到奧斯曼帝國時，以伊斯蘭作為國教的狀態。第三種人是親西方的知識分子，覺得政府和軍隊雖然是世俗主義者，但所作所為卻往往踐踏人權。」
現今的土耳其社會，在這三種不同力量的博弈中經歷著進退兩難的掙扎，整個社會「微妙地擺動著」，既有著西方化與世俗化的渴望，又有著復歸傳統伊斯蘭主義的躊躇。
在帕穆克的作品中，我們常常能夠感受到一種由「雙重身份」所帶來的分裂感和模糊感。面對碰撞與矛盾而產生的猶豫不決與不調和，似有若無地訴說著土耳其獨特的現實感覺。
正如張信剛所言，帕穆克並未站在國家或民族的對立面，他只是訴說著一些反思。「帕穆克大致是傾向於上述的第三種人，他的文章有時亦批評政府、法院和軍隊，對現今土耳其內政的不夠民主和缺乏人權也常有發言。」於是，有人批評他總是暴露土耳其過去或現在的弱點，以此諂媚於西方；有人則批評他背離了傳統的伊斯蘭教義，「忘了本」。這位飽受爭議的作家，確實樹敵不少。
與帕穆克一起吃飯時，張信剛自然也提及了這些反對的聲音，但帕穆克顯然對此毫不在乎。「他實在有著過人的才氣和文人的傲氣，對別人的批評並不在乎。他十分堅持自己的看法，我行我素。對於反對的聲音，他的反應是：很多人不喜歡我，這也沒甚麼所謂。」張信剛回憶著。
然而儘管如此堅持自我，帕穆克並非孤芳自賞之人，他的和善和健談同樣給張信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個如此具有爭議性的作家，已經足夠令人矚目。但對於張信剛而言，帕穆克的成就首先來自於其文學的造詣。
當大家都將注意力放在帕穆克的言論，並紛紛猜測諾貝爾獎的授予與國際政治之間的微妙關係時，張信剛提醒我們，帕穆克的文學成就不容抹殺：「對於文學，我是一個外行，但我深深被他的作品吸引，甚至為此追到了土耳其。」
說到帕穆克作品中的迷人之處，張信剛神采飛揚，形容帕穆克的作品「沒有一本書像它那樣故事複雜，難以讀懂。」
描述帕氏的風格，張信剛將它比作巴洛克音樂中的「賦格」（Fugue）─兩個不同的旋律穿插在一起，聽起來很悅耳和諧，仔細聽才能發現其中原來蘊含不同的旋律在各自表述。「帕穆克的書都有這樣的特點，如同《Snow》中，他將真與假穿插在一起，一下真一下假，真中又有著假在上演。不留神的讀者真會不知道他在說甚麼。」
最大風格是「帕穆克」
而帕穆克的想像力之豐富、思維能力之高同樣讓張信剛折服。《我的名字叫紅》一書中，作者不斷變換視角，讓書中的每一個物件「張口訴說故事」。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栩栩如生地表現每一個主體的心理活動，就連一個金幣也有了自己難言的心事。「我從來沒有看過一部作品那麼長的篇幅都用第一人稱說話。」張信剛興奮地說：「在他的書中一個金幣也能說話，苦惱於人們在自己身上留下齒痕。我時常驚奇，他怎麼能連金幣的心情都了解呢？起碼在我想像中，金幣似乎真的就是那樣想的。」
除了出色的想像力，張信剛認為，帕穆克還擁有高超的文字表達能力，能夠「用很好的字眼來表達清晰的圖像。小說中不但有『畫』，還有意念在流動。」如此出色的作品讓張信剛入迷，「真的很好，不然我也不會瘋狂到在下雪的春節和妻子跑到土耳其去。」他笑著說。
有人說，帕穆克作品的風格，在於其濃郁的土耳其民族特色。關於這一點，張信剛卻持保留態度：「我不敢說土耳其的真正民族特色是甚麼。在我看過的四本帕穆克的作品中，各有不同的風格，但最大的風格是『帕穆克』，而不是土耳其。」
2004年，帕穆克應張信剛之約來到香港。伊斯坦布爾和香港之間，因為兩人的兩次相約而有了某種微妙的呼應。
很少離開歐洲的帕穆克對香港好奇不已，除了必到的書店，他還專程去看香港的殖民地建築，並在荷李活道的商店中，對一些五六十年代的舊玩具愛不釋手。
如同張信剛將自己難忘的土耳其之旅寫入了文章中，不知香港是否也會出現在帕穆克的下一本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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