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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羊璧
從孟子到黃宗羲，都思考過「為甚麼有君」的問題。黃宗羲認為「君」的出現，是為了興「公利」，除「公害」，這才「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原君），一句話，不求自己的好處，只為大眾謀好處。這是一個很高的要求，但也正因此他才有資格為君。
不過，誰來決定某一人符合要求，可以為君呢？君主的地位，到底是誰給的呢？
《孟子．萬章》中，提出了這個問題：「舜有天下也，孰與之？」誰來給舜治天下的地位呢？回答是「天與之」。不過下面還有條件，說過程是「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公開）之於民，而民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就是說，雖然由堯來推選，不過堯要做二件事。一是先薦給上天，上天答應了，（「受之」），就讓舜「主事」，工作表現不錯，「事治」，「百姓安之」，這才表示人民接受了。
怎樣薦給上天？那是有一套隆重的禮儀的，這裡且不去考究。大致上，隆重的禮儀表示對事情的重視，更重要的還是看是否「民受之」。受推薦的人工作了，表現令人滿意了，這就「民受之」，有一個表示民意的過程。
其實這裡說的過程，還是指禪讓時期。以後，由征戰來奪取君位的，就不屬這一類了。我勝了，我就是皇帝。不過黃宗羲仍然警告他們，必須重民，如果不能重民，那麼，「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這也就是孟子指出的「君有大過……則易位。」
對於由武力登上王位的「君」，這種警告有沒有用呢？如果我們只找一二個暴君的表現來看，結論是沒有用。他們必須由另一種興起的暴力來推翻。不過，如果非常宏觀地看歷史，古代思想家的這種尖銳的警告，明智的分析，使得歷代王朝重視對皇室、太子進行這些教育，歷代有見識的大臣又不斷有重民思想的堅持，這一切到底還是起了作用。否則，每一任的君主都是昏君暴君，十年八載又來一次大革命大動蕩，中華民族怎能有所建設有所發展，穿越幾千年的歷史，作為一個文明古國成長繁衍到今天？
古代禪讓時期，君主的產生可以說是推選加鄭重的委任。接下來的封建君主，是由暴力（往往是正義之師）奪位之後，家族世襲。都沒有走到民主選舉這一步。君主的產生過程，人民仍未參與，只能在事後表示是否接受，是否要起來革命叫不合格的君主易位，這到底是一個缺憾。
能不能作事先選擇呢？有，就是現在成為世界潮流的民主選舉。不過，民主選舉是不是就能保證選出一個好的政治領袖？被選出來的領袖是不是就能夠有「民為貴、君為輕」的精神？（現在強調民主選舉的人往往只談選舉的過程，忽視實質的民主。）選民有權了，是不是大都能從民主（不是唯我獨主）的視角行使權利，作出明智的選擇？這都是問題。
西方民主思想的基礎是「契約論」，這個「約」字，令人想到成語「約定俗成」。一種思想普遍存在了，遇事大家自然而然想到應當那麼做，這就成了俗。民主選舉是由多數人參與的活動，那就更需要大眾有約定俗成的民主習慣。要在這方面約定俗成，必需大眾都有機會參與這方面的實踐。直選、間接，都是實踐；記名投票、不記名投票、差額投票，都是實踐；村、鎮、市的選舉，區域選舉，各種選舉都是民主實踐。積累這些實踐，越來越多的人參與了這些實踐，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積累經驗，這就會形成「約定俗成」的格局。大眾積累了這種經驗，走到普選的一步時，就會順暢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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