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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周作人和孫子合照
顧 農
周作人的第一本雜文隨筆集《自己的園地》初版於一九二三年九月（北京晨報社版），到一九二七年二月又出了新版（上海北新書局）。兩版變化很大，舊版原分三輯：「自己的園地」十八篇、「綠洲」十五篇、雜文二十篇；而新版將那些雜文全部刪除，舊版的序和代跋也刪去，新加「茶話」二十三篇。變動的比例超過了三分之一。
舊版中那二十篇雜文以及作為代跋的《尋路的人》（作於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文怎樣安頓？新版《小引》云：「原有雜文中，有五篇已編入《雨天的書》，尚有擬留的五篇當收入《談虎集》內。」經查對，已編入《雨天的書》（北京新潮社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版）者是下列五篇：《懷舊》、《懷舊之二》、《學校生活的一頁》、《娛園》和《山中雜信》，這一點在《雨天的書》的自序中有過說明。預留起來準備編入《談虎集》（上卷，上海北新書局一九二八年一月版；下卷，同年二月版）的五篇，後來打了折扣，實際上看到的只有《尋路的人》和《夏夜夢》。
《尋路的人》一篇後來又收入了周作人唯一的詩與散文詩集《過去的生命》（上海北新書局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版）。
其餘那些篇集下落如何？經查，與文學關係最為直接的《文藝批評雜話》、《地方與文藝》、《三個文學家的紀念》、《詩人席烈的百年祭》、《森鷗外博士》、《有島武郎》、《希臘的小詩》、《日本的諷刺詩》、《呂坤的演小兒語》、《讀童謠大觀》、《讀各省童謠集》等篇都編進了《談龍集》（上海開明書店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版）。《兒童的文學》一篇編進了《藝術與生活》（上海群益書社一九三一年二月版）。關於愛羅先珂的三篇（《送愛羅先珂君》、《懷愛羅先珂君》、《再送愛羅先珂君》）後來合為一篇，即總題之為《愛羅先珂君》，收入了《澤瀉集》（上海北新書局一九二七年九月版）。
綜觀以上的分合變化，令人生出兩點感想：一是從中可以考見周作人對文體的思考，例如《兒童的文學》一篇本是學術講演的稿子（一九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孔德學校講），近於論文，而《藝術與生活》乃是周作人「唯一的長篇論文集」（該書自序），編在這裡自然最為合適。《澤瀉集》則是一部所謂「美文」的集子，周作人自稱收在這裡的文章「自己覺得比較地中意，能夠表出一點當時的情思與趣味」（該書序），把關於愛羅先珂的幾篇放在這裡自是得其所。
周作人是一位文體家。魯迅也是文體家，但編集子強調編年；周作人則更多地考慮文體。
其二，周作人出書，所收的文章盡量不重複。只有在很特殊很難得的情況下才一文兩收，例如《尋路的人》就是如此——周作人很少寫散文詩，所以此篇雖已收入《談虎集》，稍後又編入了《過去的生命》。此是特例，同時由此也可知這一篇的重要。周作人寫道：
現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掙扎著正是自然之路，這是與一切生物共同之路，不過我們單獨意識著罷了。
路的終點是死。我們便掙扎著往那裡去，也便是去那裡以前不得不掙扎著。
這很容易讓人想起魯迅《野草》裡那篇著名的《過客》（作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前期的周氏兄弟二人相通之處不少，迄今為止，人們對此的估計似乎還遠遠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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