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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德志 吉林省檢察院反貪局局長
為什麼貪官跳不出怪圈？很多貪污腐敗的領導幹部都有共性，即都有一個苦難的童年，都有一個奮鬥的青年，都有一個上升的中年，最後都有一個悲慘的晚年。
近年來，我國各級檢察機關查處了一大批貪污腐敗案件，但是，反腐敗的形勢依然嚴峻，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從犯罪主體上看，涉嫌貪污賄賂的官員職務層次越來越高；從犯罪領域上看，從商品流通、資源配置、生產要素市場，向政治司法領域發展；從犯罪形式上看，由單一犯罪向有組織形式的犯罪發展，窩案串案極多；從涉案財產看，腐敗分子從對生活資料的佔有發展到對生產資料的佔有，從財富的積累發展到資本的積累；從後果看，貪污腐敗的社會危害性越來越嚴重。
貪官形成的三個客觀原因
從領導幹部職務犯罪個案分析，一些領導幹部之所以犯罪，其原因很複雜，但也不無規律可循。首先是客觀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是體制弊端和制度缺欠。權力過分集中，為貪污腐敗提供了條件。公共權力有兩個自然屬性，一個是它的腐蝕性，一個是它的擴張性。如果權力不加監督不加制約，任憑它的自然屬性發揮作用，腐敗是必然的。那麼，腐敗條件是什麼？西方學者有個說法，腐敗條件等於壟斷權加上自由處理權減去責任制。
很多貪官原來本質不錯，不少人都是苦出身。成克傑上學之前沒穿過鞋，苦得不得了；安徽的王懷忠，要飯的出身……這些人青年時候奮鬥成才，中年不斷進取，然後，到一定位置了，腐敗了。這固然有主觀因素，但制度因素不能忽視。成克傑能號稱壯王。慕綏新說：「我當了市長以後，沒人管，成了黨內個體戶，如果有人經常管我，不至於走到今天。」成克傑也是這樣。實際上，這些人對黨感情都很深。成克傑就曾說過：「從窮孩子被提拔到國家領導人，這一切都是黨給我的，怎麼對黨有利怎麼處置我，我沒有怨言。」是什麼原因讓他晚節不保，就是權力太集中。
第二是傳統貪瀆文化的影響。我國之所以腐敗案件高發、多發，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傳統貪瀆文化的影響。著名學者王亞南說過一句話：「從另一個視野去看，二十四史實際上是一部貪污史。」清王朝的268年中，一二品官員因為貪污被判刑的就有157人，其中被判死刑的68人。中國的封建文化有很多糟粕。我從小聽的故事，就是灌輸讀書——陞官——發財，講故事都是這麼講的。官本位的思想和觀念，由此更加根深蒂固，到今天演變成了「你要陞了官啥都有，你要不陞官啥也不是」的謬言。看一看我們查辦的那些貪污腐敗的領導幹部，他們的思想觀念中往往打著深深的封建文化的烙印，滿腦子封建特權的思想、陞官發財的思想、封妻蔭子光宗耀祖的思想。在這種思想支配下，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就用權力來為自己、為家族、為親友謀利益。
還有一點，「來而不往非禮也」、「官不打送禮的」等處世理念在很多人的思想中都很牢固，久而久之，「禮尚往來」就演變成了嚴重的人身依附、人情依賴。故而有的學者稱中國是個關係人社會，什麼事都找關係，一遇到麻煩，他不找法律，先翻電話本，看能找到誰，然後就是找存摺。
第三是環境的影響。這個環境包括微觀環境、中觀環境和宏觀環境。微觀環境就是家庭環境和工作單位的環境。我觀察貪官，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家庭環境都是妻不賢子不肖，貪官背後不是有一個貪老婆就是有一個貪情人；孩子沒有出息，都是依附在老子身上搜刮民財，直到把老子搞垮為止。一個領導幹部的家庭環境太重要了，有的貪官老婆總嫌丈夫官小，總嫌得的實惠少，情婦就更貪婪。
再一個微觀環境是單位環境。貪官的單位環境的共同特點是風氣不正，管理混亂。最近我們查辦的中國銀行原副董事長、中銀（香港）集團原總裁劉金寶（已被判死緩），非常貪婪，他想貪污公款，就拉下屬入伙，造成單位行為的假象，實質上是幾個人分錢，最後他走過的兩個地方，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和香港中銀集團兩個班子的成員都被抓起來了。
中觀環境主要是交際環境。人是社會動物，都在交往中生存。但貪官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交友不慎，交友過濫。古人講，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對貪官證實得最主動的是情人，揭發得最堅決的是哥們兒。有些人手裡有了一點權力，別人一忽悠就忘乎所以，以為自己有什麼本事，朋友多，呼呼啦啦，其實都是奔你這個凳子來的，跟你交朋友，不是因為你有什麼本事，就是個傻子坐在那裡他也跟他交朋友。因為你這個職位有權力，並不是對你人格的尊重和折服。
再就是宏觀環境。經驗證明，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時期，即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間，社會矛盾加劇，收入分配距離拉大，貪污腐敗現象就多發。另外我國還有個特殊情況，正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軌。傳統社會價值取向是官本位，市場經濟是利本位，追求利益最大化。官本位和利本位結合起來，就有條件拿著公共的權力到市場上去換錢。為什麼計劃經濟時代沒有這些現象，是因為公共權力沒有市場可以換錢。
貪官形成的幾個主觀原因
客觀原因只是貪污腐敗的條件，起根本作用的還是主觀原因。大凡貪官在主觀上有這樣幾個共同特點：
政治立場動搖。很多貪官對我們黨的執政地位，對我們黨的理想信念，做了錯誤的判斷。河北省原常務副省長叢福奎，江西省原副省長胡長清，國家電力總公司原總經理高嚴，都是從喪失了政治信念後開始墮落，叢福奎甚至成了佛家弟子，被封了法號。很多貪官都燒香拜佛，尋求保佑，但最後也沒有躲過牢獄之災和滅頂之災。
價值觀念扭曲。價值觀就是對事物意義的理解。貪官把錢把官看得太重要了，私慾嚴重膨脹。有些貪官的貪慾不可理解，比如劉金寶，貪佔8000餘萬元，在上海擁有7處房產。但是，他母親卻領著一個傻弟弟住在上海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建的一處破房子裡。他在香港養的小狗，看病的醫療費卻偷偷摸摸地拿到單位報銷了，價值觀扭曲得不可思議。成克傑、慕綏新、劉金寶都跟我提出過：「能不能向中央反映一下，一分錢也不要了，什麼官也不要了，到偏遠地區蓋個小房，做老百姓行不行？」我告訴他們：「不行，你已經犯罪了，你必須為你的罪行承擔法律責任。」無論級別多高的官員只要犯了國法，想回到原來的起點只能是一種不能實現的奢望。
道德防線崩潰。我了解的貪官，走向犯罪都是從道德敗壞開始的，都是從行為操守不檢點開始的。我曾經接觸過一個從基層上來的幹部，工作非常踏實，突然出事了，辦案人員讓我簽字，我很難過。我覺得不可思議。辦案人員就給我介紹，他在縣裡當副書記時交上了一個壞朋友，把他領到飯店，酒過三巡，給他找了個「小姐」。後來，他調到市裡當局長，這個「小姐」就跟到市裡，後來逼他搞錢，結果是既挪用又受賄，搞了幾十萬元錢讓她拿去做生意，最後東窗事發。就是一念之差，道德防線崩潰了，結果是萬劫不復。成克傑的人生悲劇也是從權色交易開始的。人啊，一念天堂，一念地獄。作為國家公職人員，要守住道德的防線、紀律的底線，不可觸及法律的高壓線。
法律意識淡薄。權力的屬性是它的腐蝕性和擴張性，如果你不知道你的行為邊界，你運用權力的程序就把握不住，你就要脫離法律的軌道，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成克傑、慕綏新都有法律意識淡薄問題。成克傑對法律幾乎一無所知，對他的權錢交易犯罪不以為然，案發後還很困惑，他說：「不就是幫助別人批點工程給點好處費嗎？大家都這麼做，怎麼就找上我了呢？」
僥倖心理作祟。貪官們為什麼要貪？錢不應該你得，錢的來路不合法，都是明知的。為什麼還要得呢？就是僥倖心理在作怪，總覺得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覺得有保護傘保護，自己行為隱蔽就沒問題。有些貪官，一有人出事，就寢食不安，到處打聽，這個人交代了沒有，都交代了誰，深恐把他也說出來。警車一叫心驚肉跳，半夜有人敲門，後半宿就睡不著了。西方一個司法精神病學家搞了個貪官健康狀況調查，發現貪官健康狀況都不好，壽命都短，突出特點是心腦血管病比較普遍。經常心驚肉跳，怎麼能健康呢？
清除腐敗滋生土壤
貪污腐敗有三個要素，那就是腐敗的動機、腐敗的條件和公共資源。教育就是解決動機的問題，通過教育強化公職人員的自律意識、廉潔意識，堅守道德防線，把握紀律底線，遠離法律的高壓線。
教育是反腐敗的一項基礎性工作。當前我們在反腐敗教育中要把握三個關鍵：一是教育的實效性，不能搞形式主義。二是領導表率的示範性。古人云：「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廣西、瀋陽、黑龍江為什麼成批的幹部出問題？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主要領導的帶頭腐敗，帶壞了隊伍，帶壞了風氣。由此可見，領導的表率教育作用是不可忽視的。三是用人的導向性。提拔任用一個幹部就是立起一面旗幟，反映了一個黨組織的用人標準和取向。這種導向的示範作用是巨大的。
制度建設是預防腐敗的保障。從已經暴露出來的案件中，也反映出我們在制度建設方面的缺失，還要進一步加強和完善。一是加強制度的嚴密性和科學性。二是強化制度的剛性。嚴格按法律制度辦事，不管是誰，都不能有凌駕於法律制度之上的特權。
監督是懲治和預防腐敗的關鍵。有效的監督是對制度執行的保障和制度「無效」情況下的救濟和矯正。從成克傑、慕綏新等腐敗案件中我們看到，這些人作案跨度大，持續時間長，而且日趨嚴重，往往是邊腐敗邊提拔，這就應該引起深刻反思，我們的監督機制為什麼不能及時有效地發揮作用？我想應從以下四個方面解決：一是客觀認識同體監督的局限性，要解決監督主體依法獨立監督的制度保障；二是強化對各級「一把手」的監督同時，加重所在黨組織特別是「一把手」的監督責任，要追究失察之責；三是各監督主體要各負其責，同時形成合力，監督重心要前移，要重視公職人員的道德監督和黨紀政紀監督，不要等到發展為嚴重犯罪才來算總賬，這對黨的事業和對幹部個人都是很大的損失，成本太大；四是依法依紀監督，這樣才能建立健全發現機制和懲戒機制，要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不能法外開恩。
（本文原載《檢察日報》，是該報對全國檢察業務專家、「2006年度中國十大法治人物」姜德志的專訪。原文8000多字，本報有刪節。）（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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