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敏之
讀秦曉鷹先生寫的一篇時評，題曰：《中國哪來的一股歷史熱》。文中有這麼一段：
「最近，中國新聞界有人著文說，鑑於新聞從業人員素質與修養的欠缺，應該認真考慮『史家辦報』的傳統。『史家辦報』是十九世紀中期之後魏源、鄭應觀以及後來梁啟超等人的主張，今天重又提出，讓最新的信息傳媒與史學家聯姻聯手，這看似有幾分滑稽，卻也反映出史學在當代中國人心目中處於多麼顯赫的地位。」
我讀了之後，不禁沉思，引發一種回首百年不勝感慨的懷舊感情，頗以秦曉鷹帶有嘲諷意味的所謂「幾分滑稽」對新聞界的倡議是侮謾之論。
對「歷史熱」暫不具論。不妨先看看秦曉鷹提到「史家辦報」的幾位史家是怎樣辦報的——
魏源，是思想家、史學家，與龔自珍同屬主張「通今致用」，撰輯《海國圖志》。所發言論提出變法革新，「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加強海防抵抗外國侵略，對晚清時期思想界有較大影響；
鄭應觀：關心時政，提出「主以中學，輔以西學」的學習西方原則，認為「欲張國勢」，就必須改變專制，設立議會，抵禦外侮，變法自強。他寫的《盛世危言》，對變法維新思想影響很大；
至於梁啟超，更是通過辦《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以政論開創一代文風，與康有為推動了百日維新運動，成為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術的先進人物。
應當嚴肅指出，不論是魏源、鄭應觀、梁啟超，他們都以憂國憂民、痛感民族危機而振筆呼喊，以申救亡圖存之志，不是為歷史反映「歷史熱」的。他們的立論，是懍於西方列強的船堅砲利、科技昌明，警告不能閉關鎖國、固步自封了，必須變法，適應世勢才有希望，才有前途。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以先賢的言行為借鑒，結合中國當前的形勢，面向世界潮流，思考新聞媒體如何與國力增長、中華民族和平崛起於世界之林相適應，不應僅看成新聞從業人員的素質修養，還要爭取新聞傳媒躋身國際論壇，發揮代表一個大國對世界重大問題具有舉足輕重的發言權，不能讓霸權主義壟斷話語權，這正是新聞界代表人物如張曉卿、張國良諸先生著文、發議論的宗旨，他們絲毫「不過多偏重於中國歷史」，也不對世界歷史有甚麼輕慢，反而從西方宣揚全球化的浪潮中，意識到傳統文化面臨嚴峻的挑戰，憑良知所賦予的責任感，提出作為文化重要陣地的新聞媒體及言論，絕不能漠視咄咄逼人的文化侵略，而必須適應時代的需要，力圖創造性的轉化。
再審視「史家辦報」的歷史，還應看到其實是「文人論政」的表現，而「文人論政」的傳統就具有儒家「文以載道」的精神。從明清時代的顧憲成、顧炎武到魏源、鄭應觀、梁啟超……都以注意國際情勢、政治、經濟、文化的推嬗變遷，究其因果，探其趨向，明察古今而見於論政著述，其素質、修養是不待贅言的。因此當今新聞界倡議「史家辦報」，正是承傳優良傳統的歷史，並非徒趨「歷史熱」。在全球化的環境中，我們期待新聞界為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創立屏障，爭取在世界文化主流中弘揚中華民族的文化。 二○○六年十二月於廣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