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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軍
文人群體的產生可以追溯到東漢時期，在東漢班固的《漢書．古今人表》中就把人物分成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種，這一為人物品評等級的思想又與當時中央征辟、地方察舉的制度密不可分，有了不同的等級就有了不同的士人身份和社會地位，這種風氣隨著東漢末期黨錮事件的出現而促成了文人群體的濫觴。據《後漢書．黨錮列傳》記載：
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
於是，這種現象就傍依著政治運動而愈演愈烈，與此同時，文人群體也帶有道德同盟和文化集團的意味。進入三國時期後，文人群體的政治意味逐漸衰退，而文學特徵變得尤為突出，「建安七子」的出現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們的出現雖然與三曹的政治中心有極大的聯繫，但是同樣可以說明文人群體已經由銳意於政治活動，轉向到對文學等偏向士人自身問題的思索和探求中，這是由於時世政局的逐步穩定，已經不再有他們主持政治活動的空間和可能，但是作為文人君子他們同樣有自己抱負和理想，然而這些都只能轉回到自身，把熱情和能量統統抒瀉在局限而又迫促的思想領域中。到了魏晉之交，雖然再度出現了政局上的某種危機，但是這只不過是司馬氏對曹氏的終極，並且在此過程中前者狡猾地援用儒家中的「孝」來禁錮曹魏舊臣，因此使得士人們感受到了名教被政治肆意侮蔑的屈辱，並且只能在屠刀前保持沉默，所以他們向外伸展個人政治抱負的可能性被徹底打消，只能全部退回到內心世界。這種退回在士人中是普遍的現象，由此，便激發出一種共鳴，從而以他們自己特有的方式予以宣洩和自慰。《世說新語．任誕》第1條記載：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玡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個人的影響畢竟是有限的，在同一個文人群體中，比較容易形成相同或相近的處世思想，進而使這種思想趨於明確、完整，並造成較大的社會影響，因此「竹林七賢」的思想意義，似乎不僅僅在於其本身的曠達態度，更在於其對某種社會風氣的形成推波助瀾。《世說新語．品藻》第17條劉孝標注引鄧粲《晉紀》中記錄：「琨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可見由「七賢」到「八達」的過程就是一種風氣傳播擴展的過程，雖然在這一傳播過程中往往是只得其表、盡喪其實，然而卻對整個思想界形成了廣泛的影響，這種藐視禮教、狂放不羈的風氣雖然脫離了原生土壤，卻也仍然茂盛而又粲然地開出了一朵朵「惡之花」，同時對整個社會都起到了不小的震動效應，這也就說明了為何有另一批名教中人要出來指責他們，魏晉士人的對婦女和兒童的全新認識也不能說與此種風氣無關。這一文人群體現象，也是士人個人精神的一種變相體現，他們通過某種心心相印的契合，將個人內心的真實感情用聯合抵抗外力的方式予以表達，在這種表達中包含了特別豐富的對人的精神的肯定，因而具有了非常鮮明的時代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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