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 張謇創辦的大生紗廠。
金陵客
清末民初，有一個比較特殊的人物，有人說是思想家型的實業家，也有人說是實業家型的思想家，就是曾經中過狀元的張謇。他的雜文，頗成大觀。章開沅《中國早期現代化的開拓者》說：「張謇在振興實業及促進早期現代化的道路上留下了一連串足跡，創辦了中國最早的大型農墾公司和最早的企業集團，創辦了包括師範學校、紡織學校、盲啞學校、博物館、刺繡藝術館、新式劇院在內的近代文化教育事業，創辦了體育館、公園、養老院等公益慈善事業，形成了別開生面的『南通模式』，使南通成為全國『模範縣』。」他認為張謇「不僅有開風氣之先的近代化實績，而且有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近代化思想，是思想家型的實業家」，「這是近代許多實業家和思想家所無法比擬的」（《張之洞與武漢早期現代化》，陳鋒、張篤勤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245—246頁）。
《張季子九錄》收集的各種文章之中，有不少可以看成是他的雜文。他的雜文代表作，主要集中在甲編政聞錄和己編文錄之中。歸納起來看，他的雜文主要有三大特色。
首先，直面時局變化敢於直陳己見，身處動盪之秋從不吞吞吐吐，表現出一個思想家一生追隨時代進步，反對「囿於智而怠於進取」的鮮明立場。他一生都在追求強國富民，不管風雲變幻，歷久彌堅。1879年，他在《代夏學政瀝陳時事疏》中說：「惟臣之愚，以為中國大患不在外侮之紛乘，而在自強之無實。」1895年，他在《代鄂督條陳立國自強疏》中說：「今日時事僥倖無事者，以為可以偷旦夕之安，而臣獨以為不久即有眉睫之患，夙夜憂懼，不知所出。謹陳八事，願聖明決而行之」。這八件事包括練陸軍、建海軍、各省分設槍炮廠、廣開學堂、講求工政等，實際上等於提出實行維新變法的具體綱領。辛亥革命，他順時代潮流而動，他在《勸告鐵將軍函》中說：「世界進化，首重人道，人道之義，天理之公也。」因此，「為將軍計，擲一身為溝瀆小忠之事，毋寧納全族與共和主義之中。」其後風風雨雨，他每每獨持宏論。
其次，堅持實施「非教育不足以圖存，非實業不足以自治」的救國理想，紙面文章完全服務於實際事業，不說空話，說過就做。1895年他在《代鄂督條陳立國自強疏》提出發展工業是強國富民之本。從西方的經驗看，他認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務立國，此皮毛之論也。不知外洋富民強國之本，實在於工。講格致、通化學、用機器、精製造，化粗為精，化少為多，化賤為貴，而後商賈有懋遷之資，有倍蓰之利」；從中國的國情看，他認為「中國人數之多，甲於五洲，但能於工藝一端蒸蒸日上，何至有憂貧之事哉！此則養民之大經，富國之妙術，不僅為禦侮計，而禦侮自在其中矣。」他不但把他的思想付之實踐，更可貴的，為了給實業發展減少風險，他還在法治建設方面不斷探索。柳怡徵《中國文化史》說：「民國初年，張謇任農商總長，首以乞靈法律為政見。……陸續頒行權度法、森林法、商會法及商人通例、公司條例、公司保息條例、礦業條例等，視民法較詳備。」（柳怡徵《中國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下冊，第928頁）這在中國近代法治史上，無疑是一筆寶貴財富。
第三，張謇本來並沒有成為雜文家的奢望。但是，為了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為了擴大自己的實業規模，他寫文章追求社會效果，「諫行言聽之無期，而猶大聲疾呼之不已」，講求說服力、感召力、凝聚力，使他的雜文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藝術風格。雜文作為他一生事業的副產品之一，同樣打上了他個人風格的烙印。他的雜文，以「自道其心，自見面目」，「求有用於世」為宗旨，一生堅持「有口當述苦人之苦，有手當救窮人之窮」，這就與那些為文章而文章者自然產生天壤之隔。
他的雜文，善比喻。許多難以闡釋的問題，用一個淺顯的比喻，立刻豁然開朗。例如1911年寫的《建立共和政體之理由書》，首先討論「國民程度」問題。他開門見山，一下筆就說：「國民程度由一國之政治製造而成。國民程度，製造品也；政治則機器。有共和政治，然後有共和程度之國民。」這個比喻，把國民素質比喻成產品，把政治制度比喻成生產產品的機器，有什麼樣的機器，當然就有什麼樣的產品，一下子就擊中了頑固派以「國民程度不高」阻擋共和的荒謬言論之要害。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