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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昌才
吟誦唐詩，品味元、白友誼，我越來越相信這樣一個觀點：至真至誠至情至性的朋友之間一定會有靈犀相通，魂魄相悅的心靈感應。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身為監察御史的元稹因為公務去了東川，離開了長期生活在長安的好友白居易。元稹走了幾天以後，白居易與他的弟弟白行簡和李杓直（排行十一，又稱李十一）一同到曲江、慈恩寺春遊，歸來又到杓直家喝酒，酒酣耳熱之際，觥籌交錯之時，白居易突然想起了老朋友元稹，憑著酒意和真情，揮筆寫下了一首思念友人的詩歌——《同李十一醉憶元九》：「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寫完以後，用一信封裝好，馬上讓人交給驛使遞傳給到了外地的元稹。
春暖花開，桃紅柳綠的季節，詩人一行遊覽長安名勝。詩歌一、二兩句寫盡了這種樂。「醉」字重複出現兩次，一者見出京城長安風光旖旎，令人陶醉不醒；二者見出詩人一行興會淋漓，張狂失態；尤其耐人尋味的是以酒「破」愁，詩人緣何而愁？明媚「春愁」又如何能「破」？此處的「春愁」當是朋友分離之苦，相思掛念之愁。詩人本想借酒澆愁，借花遣愁，喝得伶仃大醉，看得眼花繚亂，貌似破盡春愁，格外高興，殊不知，三、四兩句陡然轉筆，寫盡了相思愁苦和關懷掛念。與一、二兩句的「樂」形成鮮明的對比，構成了強烈的反差！「忽憶」不是故作姿態，刻意憶念，而是思念至極、突然流露的一種情緒，這看似漫不經心的「忽憶」表明白居易對友人元稹的思念無時不有，無處不在。如果換平常生活的思念，則遠沒有這種感人至深的藝術效果。「天際去」一語措詞也頗有講究，以「天際」呈示友人風塵僕僕，千里遠去的背影，隱含詩人思而不見，想而更遠的掛念。末句的「計程」梁州，便是這種牽掛苦念的體現。算計著老朋友的行蹤，今天應該是到梁州了。李白也表達過類似的相思，「我寄愁心與明月，隨君直到夜郎西。」
而更離奇的是元稹的一個巧合。白居易對元稹行程的計算是很準確的，當他寫這首《同李十一醉憶元九》時，元稹正在梁州，而且寫了一首《梁州夢》：「夢君同繞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亭吏呼人排去馬，忽驚身在古梁州。」元詩和白詩幾乎是同時寫就的，說來真巧，元稹接到白詩時，正好到達梁州，而那天夜晚又正好夢見了白居易兄弟和幾個友人在曲江遊玩賞春，還到了慈恩寺，突然就醒來了，夢醒之後，元稹就寫了這首詩，還特意加了一個詩序：「是夜宿漢川驛，夢與杓直、樂天同遊曲江，兼入慈恩寺諸院，倏然而寤，則遞乘及階，郵吏已傳呼報曉矣。」白居易詩中寫的真人真事竟與元稹的夢境如此吻合！
這是生活中完全有可能出現的一種巧合，這種巧合以元、白二人的深情厚誼為基礎。唐代長安城東南的慈恩寺和曲江是當時的遊賞勝地。而且，進士登科後，皇帝常在曲江賜宴；慈恩寺塔即雁塔，又是新科進士題名之處。這些地方甚至成了士子們一種幸福的情結。元、白二人肯定常到這些地方遊玩。對白居易來說，舊地重遊，不見友人，高興之餘未免有些失落；對元稹來說，當他在孤寂的旅途中懷念故人，追思昔遊時，這兩處長安名勝，不僅在日間會時時浮上他的心頭，也會在夜間進入他的夢境。元稹詩歌只是如實寫夢，未事渲染，而對故人，對長安，對舊遊的朝夕憶念、無限相思，已全在詩中。其情深意厚堪比白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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