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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天星碼頭自1958年搬至愛丁堡廣場，至今48年目睹香港風雨滄桑，香港居民究竟將怎樣的「集體回憶」寄寓在她的身上？為什麼對她依依不捨？如果說評論者以1966年反天星小輪加價為切入點來分析天星碼頭見證香港政治演變的歷史價值，那麼，當前圍繞清拆天星碼頭的鬥爭更是與香港現實政治轉變息息相關。
2006年12月，天星碼頭清拆引發香港社會一場不大不小的紛爭。所謂「不大」，是指到天星碼頭原址進行激烈抗爭的僅數百人，佔香港人口極小比例。所謂「不小」，是指少數人的激烈抗爭引起香港社會廣泛關注，呼應者甚多。所謂「紛爭」，是指社會各界關於此事發表的意見不一，或者月旦特區政府堅持清拆以及香港警方對激烈抗爭者採取清場行動是否適當；或者議論特區政府的文物保護政策以及拆除天星碼頭的舉措是否正確；或者評論天星碼頭（尤其以其鐘樓為象徵）在香港居民「集體回憶」中的地位和價值；或者分析民間自發抗爭行動在香港政治轉變中的意義和作用。本文不打算全面評析香港社會關於此事紛爭的各方面，僅就其中一方面——天星碼頭在香港居民「集體回憶」中的地位和價值發表淺見。
狹義文化的角度
天星碼頭在香港居民的心目中的確具有「集體回憶」的標誌性地位和價值，這從2006年11月11日多達逾15萬市民到天星碼頭最後一次乘坐小輪，表達對天星碼頭的惜別之情可以看到。問題是，天星碼頭自1958年搬至愛丁堡廣場，至今48年目睹香港風雨滄桑，香港居民究竟將怎樣的「集體回憶」寄寓在她的身上？為什麼對她依依不捨？
一類是從狹義文化的角度，視天星碼頭為香港在二次大戰結束以來幾十年間經濟政治和社會發生重大變遷的見證，其一磚一瓦以及晝夜不停的鐘聲，同香港居民在那幾十年間自強不息、打造「東方明珠」的情感經歷融為了一體。人們不捨她，是難忘那段奮鬥的歷史和奮鬥的精神。
廣義文化的角度
一類是從廣義文化的角度，但強調天星碼頭與香港政治變遷的聯繫。這類觀點又分成兩種：其一側重於天星碼頭所經歷的社會衝突的時代意義，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王卓祺發表於《信報》2006年12月18日第十三頁的《天星碼頭官民衝突的時代意義》可以視為這一種觀點的代表作；其二側重於天星碼頭所經歷的社會衝突的政治意義，時事評論員王岸然發表於《信報》2006年12月20日第十三頁的《長毛式抗爭——落伍了！》可以視為這一種觀點的代表作。
這兩類觀點有一個共同點即香港居民具有自己的本土意識。但是，這兩類觀點對於香港居民的本土意識的評價不完全相同，前者強調的是香港本土意識的情感和精神因素，後者、特別是其中第二種觀點則強調香港本土意識的自我認同和排他性。兩類觀點同中有異，使人要問：香港居民是否擁有完全相同的本土意識？香港居民「集體回憶」的內涵是否完全相同？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羅永生發表於《明報》2006年12月21日E2「論壇」的《天星：香港意識的搖籃》，從40年前1966年香港青年蘇守忠孤身在天星碼頭絕食抗議、聲援市政局議員葉錫恩發起的反天星小輪加價簽名運動一事說起，分析了不同背景的政治人物、政治力量與天星碼頭的不同的情感聯繫。他把清拆天星碼頭解讀為不同背景的政治人物所共同採取的企圖抹去歷史記憶的「洗底工程」，固然值得商榷，但他揭示不同背景的政治人物、政治力量對天星碼頭的回憶不盡相同，則是對香港社會多元化的剴切的解剖。
本土意識作為一種亞文化
既然沒有完全相同的「集體回憶」，自然不可能對天星碼頭所承載的「集體回憶」產生相同的理解。如果說評論者以1966年反天星小輪加價為切入點來分析天星碼頭見證香港政治演變的歷史價值，那麼，當前圍繞清拆天星碼頭的鬥爭更是與香港現實政治轉變息息相關。
自2003年七一遊行以來，「民主派」一直宣揚香港本土意識。反對清拆天星碼頭的激烈抗爭恰巧發生在第三屆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後的第二天。「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立即張揚事件的政治性，推波助瀾，企圖造成反特區政府的風潮。親「民主派」評論刻意張揚事件所表現的香港本土意識的自我認同和排他性，以「兩制」來對抗「一國」。
約兩年半前，我在香港《文匯報》2004年4月19日A18「論壇」發表《香港本土意識與亞文化》指出：香港「後殖民」社會主權回歸與全面回歸相脫節，反映在文化上便是香港受殖民管治熏陶的本土意識作為一種亞文化，對屬於該文化的群體而言是凝聚因素，對該群體外部而言則是一種分裂或分離因素。約兩年半後，上述分析依然有效。(本欄每周二刊出)（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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