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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以自己強大的吸引力和蓬勃的生命力，印證了一句話：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王建領
美國著名記者斯諾在他的《西行漫記》中不無感歎地寫道：「走向陝北，才知道甚麼是真正的中華民族文化。」是的，只要我們能走進陝北，能有幸走近陝北民歌，在細細領略它的無窮魅力時，就不難發現：那不正是我們一直嚮往並固守的精神高地和民族之韻嗎？
地域特色造就獨特民歌
陝北民歌是極具地域特色的文化現象。在北起毛烏素沙漠、南至金鎖關，東起黃河、西至寧夏平原這塊神奇的土地上，世世代代的陝北人「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用攔羊嗓子回牛聲，抒發著自己的沖天豪氣，宣洩著自己的情感世界。通過山曲、酸曲、秧歌曲、小調、道情、信天游、二人台、碗碗腔、陝北說書、勞動號子等多種形式，用自己全部的精神、思想、情操、甚至生命，向世人盡情展示著陝北人特有的生活方式、人生態度和人文價值。在這裡，黃土高原廣袤、雄渾中透出幾分蒼涼的自然環境，𠻝梁起伏、溝壑縱橫的視覺效果，通過藝術思維的折射，賦予陝北民歌獨特的地緣基因，那高亢粗獷、悠揚質樸、熱情奔放的一首首陝北民歌，不正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共鳴嗎？
陝北人就像陝北民歌的一個個音符，無論是牛耕的犁溝，還是農閒的炕頭；無論是節日的街巷，還是商賈的路途，都會被陝北人譜寫成一行行、一曲曲如醉如癡的民歌樂章。「陽坡的糜子背窪的谷，黃土地裡笑來黃土地裡哭」，你看那田野裡、路畔上、院落裡，那做工、放牧、趕牲靈的；那洗衣、挑水、納鞋底的，競相用民歌來抒發自己的感情，勞作中、酒席上，甚至叫賣、哭悼，都有詞有曲，令人蕩氣迴腸，情不自禁。清末欽差、光緒帝的老師王端芬在巡視三邊後寫的《七筆勾》中，將三邊描繪成「聖人布道此處偏遺漏」之地。且不論老先生有無偏見，正是受封建禮教影響較小的客觀現實，才使陝北人的天性、野性、人性得以張揚，才會湧現出無數的民族精英，才會孕育出陝北民歌這樣的文化精品。
陝北民歌是用老橛頭鐫刻在黃土高坡上的音樂巨著，是了解陝北的百科全書。現今流行的兩萬多首陝北民歌中，有言情的、敘事的，也有訴苦的、明理的，大都是口頭傳唱文學。陝北民歌在流行、演繹過程中，客觀上陶冶了陝北人淳樸、善良、剛毅、豁達的個性，也從不同側面反映了陝北的歷史沿革和社會變遷。像陝北民歌手中的傑出代表，《天下黃河九十九道彎》的作者、黃河船夫李思命（佳縣人），《趕牲靈》的作者、腳夫張天恩（吳堡人），《三十里鋪》的作者、木匠常永昌（綏德人）等，他們可以不識字、不識譜，但他們不能沒有生活，不能沒有民歌。是這些普普通通的受苦人和像他們一樣用心感受生活、用生命擁抱藝術的人，才將黃河船夫的偉大、腳夫的艱辛、愛情悲劇的傷感，定格成一首首膾炙人口的精美民歌，並插上音樂的翅膀，從陝北的土旮旯、山圪走向全國、飛向世界。
「百科全書」伴隨革命成長
應該說，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共中央進駐陝北，將陝北民歌引向了輝煌；而對陝北民歌的推陳出新，則拉開了中國新文化運動之序幕。早在1938年，音樂家呂驥就在延安成立了民歌研究會，魯藝師生則成為民歌采風的主力軍，他們深入綏德、米脂及周邊陝北文化的核心區域，將《移民歌》（《東方紅》原名）等一大批具有時代性、民族性、大眾性、洋溢著濃郁黃河魂和黃土情的陝北民歌介紹給世人。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後，為發展新民主主義「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一大批文藝工作者汲取陝北民歌的豐富營養，從形式到內容進行了一系列新民歌、新秧歌劇的創新。
從《東方紅》、《南泥灣》、《擁軍秧歌》，到《生產大合唱》等等。詩人公木、李季借鑒陝北民歌信天游形式，分別創作的《十里鹽灣》、《王貴與李香香》，更開了民歌體新敘事詩之先河。特別是1943年由魯藝王大化、李波、路由等以陝北秧歌劇形式創作的謳歌火熱大生產的《兄妹開荒》，被譽為「中國第一個新秧歌劇」，它和相繼問世的《夫妻識字》、《白毛女》等優秀劇目一起，標誌著中國革命文藝由衍生走向成熟。隨之而起的新秧歌運動，較好地實現了群眾文化藝術性與群眾性的統一。那最能宣洩情感、表達時代激情的陝北大秧歌和陝北民歌一起，伴著解放大軍的進軍步伐，來了一次全國大普及。
綜觀世界文明史，像陝北民歌這樣普及且對社會發生深刻影響的，雖不能說是空前絕後，但確是世界少有，中國僅有。如果論陝北民歌的廣泛影響，在中華民族主體文化中的地位，我們可以用「陝北民歌唱紅了天、哭慟了地、唱出了一個新天地」來概括。
唱響紅色中國
陝北民歌「唱紅了天」，說的就是《東方紅》。由於《東方紅》吼出了時代的心聲，更道出了「謀生存」這一人類社會的永恆主題，所以一俟唱出便一發不可收拾，迅速傳唱全國，風靡天下，不但作為時代的最強音整整影響了一個時代，而且作為人類送上太空的第一首樂曲（1971年我國自行研製的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時將《東方紅》樂曲唱響宇宙）而彪炳史冊。「哭慟了地」是指現行的《哀樂》。
1942年，魯藝的劉熾、張魯在米脂縣常石畔村吹手（嗩吶藝人）常𠻝兒處採風獲得嗩吶曲牌《粉紅蓮》，由於此曲音韻深沉寬廣、音色淒楚哀怨中凸顯堅毅剛強，體現著一種生生不息的自強信念，很快就被改編成多種民樂演奏的哀樂。1943年邊區軍民恭迎成吉思汗靈位時，被正式當作哀樂使用。1956年劉熾在《上甘嶺》電影中將此曲處理成管絃樂隊演奏的追悼音樂，並定格成現今通用的《哀樂》。
「唱出一個新天地」是指《翻身道情》，《翻身道情》最初是1943年由王嵐、林農編劇，劉熾編曲的秧歌劇《減租會》中的一段唱腔，是在以清澗為中心區域流行的陝北道情基礎上改創而成的。1945年中共「七大」慶祝晚會上首次以獨唱歌曲出演，後由安波重新配詞、劉熾修改定名。歌詞唱道：「共產黨救咱翻了身，毛主席領導咱平分土地。」表現出長期受壓迫剝削的廣大農民對共產黨毛主席的感激之情。《翻身道情》鮮明的政治色彩將陝北民歌無與倫比的震撼力、感染力、影響力演繹到了極致，「大家團結鬧翻身」成了引領那個時代的共識。
為甚麼中國人用陝北民歌來表達自己民族的大喜大悲？就是因為陝北民歌始終能與時俱進。比如人們耳熟能詳的《東方紅》，本是一首土生土長的陝北酸曲—《你叫妹妹不放心》，抗日戰爭時期，陝北人在民族危難之際，盡匹夫之責，奮起參加抗日救亡運動，隨之將此曲改編成抗日歌曲：「騎白馬，挎洋槍，三哥哥吃了八路軍的糧，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兒嗨喲，打日本咋顧不上……」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白馬調》。1942年佳縣農民李有源有感於解放區的新生活，又將此歌改為頌歌《東方紅》：「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生存，呼兒嗨喲，他是人民大救星……」從《東方紅》的演變過程，我們可以清晰地勾勒出陝北民歌與時俱進的發展軌跡。
陝北民歌始終和著時代主旋律、始終與民族命運相聯繫、始終同人民群眾生活息息相關的文化品質，終使陝北民歌這一陝北的民粹，成為陝西之名片、中華文化之瑰寶、世界文藝之經典，成為中國人永恆的記憶。
（本文由陝西新聞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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