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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相如
歷史類讀物現在很好銷，於是不少出版社聞風而動，在快速時間裡，一本一本地推了出來，至於是不是戲說，是不是涉及抄襲，是不是信口雌黃，則不去顧及，讓人不得不懷疑這種出書的動因並不是為了對歷史、對讀者負責。
比如，有一本《讀人與讀史》，內有抗倭民族英雄戚繼光的有關章節，讀時感到十分眼熟，一對照，原來相當的段落是一字不落地抄襲美籍華人學者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中的有關章節。而更令人無法容忍的是，編著者居然說：「戚繼光……是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英雄。可是，就在戚繼光的身上，也有很多後世所歎息的並不光彩的『出身』。」「為了實現自己能夠舉兵打仗、抗擊倭寇的願望……他做了一個行賄者。」「明朝中期奸臣嚴嵩獨裁弄權，賣官是他的拿手好戲，誰想當官，誰就得給嚴嵩行賄。」 「戚繼光能被重用，委以抗倭重任，行賄也起了很大作用。可以這樣說，如果戚繼光不行賄，他就得不到重用，也就沒有機會在抗倭戰爭中建功立業……」
去年9月，該出版社又出版了《明朝十講》，在讀到「海疆守衛者戚繼光」一章中，編著者一開頭就是戚繼光「出身不光彩」，「做了一個行賄者」，「買官」等，同一家出版社先後出的書，在胡說八道上互相抄來抄去，而且似乎是在實踐「謊言多說幾遍就成了真理」這一謬論，令人不禁生疑這樣出書把道德二字置於何地？
對待歷史人物，應該有個最基本的客觀態度，那就是起碼要擺出足夠的證據，用事實、用史料來說話。這兩位編著者言之鑿鑿戚繼光是向嚴嵩行賄買官，那麼，戚繼光是在哪一年向嚴嵩行賄的，行賄多少，買了個什麼官？他去抗倭也是行賄得來的結果，又有何史料來證明？這些起碼要告訴讀者吧，可是這兩本書裡沒有提供任何史料佐證，只是大膽地下了結論，半點求證也沒有，這就不能不慨歎「學」風日下、編著者的厚顏了。
嚴嵩（1480-1566）是明朝嘉靖時代的大壞蛋，特別是在65歲出任內閣首輔後，陰險狡詐，嗜權酷貪，無惡不作。然而，不少歷史學家認為嚴嵩在「做禮部尚書以前，人品極好」「不僅詩文之佳，其品格亦自諍諍」，就是說，嚴嵩是在大權獨攬、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嘉靖寵信、無人監管、無人可管、無人敢管的情況下，才變為奸惡之尤的。
嚴嵩坐穩首輔寶座時，戚繼光已經22歲。戚繼光的先祖曾隨朱元璋打天下後死於戰場，朱元璋給了戚家可世襲的「登州衛指揮僉事」的四品官位。戚繼光在山東蓬萊農村長大，父親戚文雖將門之後，也出任官職，但一生清貧，家徒四壁，在病重時讓不滿16歲的戚繼光進京去辦襲職手續，而此時戚家沒有什麼餘錢，戚文賣掉房子湊錢給兒子作盤纏赴京。戚繼光拿著登州衛開具的襲職文書，長途跋涉，進京後先是接受「弓馬嫻熟」的考試，然後還要進行武藝比試，比試科目是騎馬越牆、越溝、射箭、馬上使槍、馬上與人對刺等，凡比試不合格就得過兩年後再考。比試合格後戚繼光去兵部辦理手續，兵部發給襲職證明，戚繼光憑此轉回山東赴衛所任職。明史上有「自十六齡而出仕勤勞王家」之句可證。這時候的嚴嵩是禮部尚書，還管不到兵部的事，即使剛當上大學士，還不是首輔，手也無法伸得很長，而且一個不滿16周歲的農村青年也沒有這個可能到權貴嚴嵩家去送錢（他也沒有這個錢）買官，那時的嚴嵩應該說還沒有壞到凡是官員都需要向他行賄的地步。再說戚繼光也沒有必要去買官，因為他的「官」是世襲到的，即不需要去買就穩有的。
戚繼光正式從戎時，開始管理屯田，他的上司稱讚他一心為公、一塵不染；21歲時保衛京師的戰鬥，他盡職盡責，並寫出禦敵方略，引起兵部的重視，方略刊刻出來發給將士學習，因而聞名於朝廷，被記錄為將才，受到不少大臣將士的誇讚。22歲戚繼光率千人連續3年戍守薊門，被推為中軍指揮官。25歲時倭寇不斷侵擾我國東南沿海，戚繼光被多名將領推薦，晉陞為「署都指揮僉事」，準備與倭寇開戰，這以後他不負眾望，身經百戰，轉戰魯、浙、閩、廣，戰無不勝，「一時名將無出其右者」。到他34歲晉任為總兵，即有可能與嚴嵩面對面時，嚴嵩已經垮台。
戚繼光的文韜武略，加上海防緊張的形勢，使戚繼光大有用武之地，滅倭的才幹有了充分的發揮。明朝的武將是受制於文官的，戚繼光剛出道時，還沾不上嚴嵩的邊，嚴嵩也還看不上一個低級的小士官。戚繼光大鵬展翅剿倭寇時，管他的是兵部尚書譚綸等人，譚綸對他格外器重與保護，「名與實符，識與才合」，因此戚繼光根本不需要也無暇去走嚴嵩的門子。嚴嵩敗時，戚繼光仍然還在福建、廣東等地為剿滅倭寇日夜奮戰，「遙知百國微茫外，未敢忘危負歲華」。所以，說戚繼光是買官行賄，是向嚴嵩行賄才能去抗倭立功，得以實現報國宏願，恐怕是一種於史無知、於論荒謬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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