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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大年初二，我們必有的賀歲煙花表演，已成為近年農曆新年的標誌。
文：謝德華（香港浸會大學國際教育學院導師）
本地民俗學學者陳雲曾指出：「傳統的保留是非常自然的，不可抗拒的……原因是傳統是一種『存活的經驗』，而且透過風俗，透過每一個族人的參與，廣泛而又深深地給保存下來。」在香港這個華洋雜處以資本主義掛帥的大都市，百年來其新年風俗變化不可謂不大。
社會發展 造就習俗變遷
現在過年有甚麼不同？本地作家潘國靈曾說過：「農曆新年，很多大公司照開、報紙照出，過年條街冷清清的，氣氛愈來愈淡薄。這樣說來，今年過年與以往的不同，正正在於過年與非過年日子之相同。」言下之意便是「過年如過日」。
歷史學者蔡志祥提出，研究香港的傳統節日，要考慮三組相對的因素：（一）中國的和西方的；（二）都市的和鄉村的；以及（三）本土的和移民的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針對香港過往的殖民地史而言。在香港的公眾假期中，可分為中國傳統的節日、西方的節日，和香港與殖民地地位有關的假期。因此，長期以來，香港人習慣了有兩個新年假期的生活。
第二個因素，都市和鄉村的對立，根據蔡志祥所言，「前者的節日傾向西方的、近代的和個人的；而後者是傾向中國的、傳統的和集團的。傳統節日在鄉村保存得較多，一方面是因為很多中國節日是由集團組織和慶祝的，而且用作加強集團認同和集團意識的手段……。」
第三個因素，本土的和移民的，可從香港的人口發展了解。1941年以前，本港人口中只有33%是在本地出世。到1965年時，依然有一半非本地出生的人口。數字實際反映了作為「暫借的地方，暫借的時間」而存在的香港，移民對其自身發展的重要性。因此，本土的和移民的分別就是「新界『原居民』慶祝大規模的『醮』，而移民則慶祝大規模的『孟蘭』……例如新界粉嶺原居民彭氏慶祝10年一屆的『太平清醮』，除了嫁入彭門的女性外，絕對不容許外姓人參加的。相對地，他們也沒有參加附近聯和墟潮州人每年慶祝的孟蘭節。」
過年意義 新舊交替
香港新年習俗的轉變，大部分都是由於社會人文發展而漸漸形成，只有小部分是由政府運行政手段干預而改變。
農曆新年對現代化的香港而言，意義為何？陳雲從中國民俗學角度入手，指出中國人的曆法傳統把節令分為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四個周期。「新年時值春分三陽交『泰』之時，陰陽參半……象徵宇宙生殖與養護兩種潛勢都在天地交泰的年節裡留住……新年禮儀卻象徵人類對自然的再造和控制，嘗試把曆時的現象捕捉回來……。」
內地學者魯言認為，過新年的意義，是「希望有一個新的開始，把舊的拋去，迎接新的。這種觀念，窮人比有錢人尤為重視。」故此，香港家庭每年過新年前，例必為全家大掃除一番而努力。這種個人的體驗便是「存活的經驗」。
僥倖存活的集體回憶
香港青年寫作協會在2002年出版的文集《日出前的檸啡》中有一文章《農曆年聲色味》，記錄了作者古一梅童年時在廣州所度過的農曆新年。文中提及的「抹窗戶」、「清潔屋子」、「炸油角」和「團年飯」等，都構成了中國人的新年風俗的集體回憶——「我們保存著對自己生活的各個時期的記憶，這些記憶不停地再現；通過它們，就像是通過一種連續的關係，我們的認同感得以終生長存。」
在眾多的有關過年的集體回憶中，1982年的「維港煙花匯演」無疑是其中一項最難忘的事件——港人在80年代初，對97回歸人心惶惶的同時，也對前途失去信心，當時怡和公司便藉著慶祝成立150周年紀念，決定在農曆大年初一，即1982年1月25日，舉行名為「賀歲煙花耀香江」的大型節目，以塑造安定繁榮的氣勢。
本地學者何耀生在《集體回憶之維多利亞港》書中，寫出當時盛況——「準九時正，美麗的維多利亞港上空綻放出光彩奪目的花朵。此時，兩岸的鎂光燈閃過不停，猶如天上繁星。而每當煙花爆發時，市民均報以驚嘆之聲。而全場的壓軸好戲是連珠發射『東方菊花』，加上柴可夫斯基的『一八一二曲』，更覺維港上空火樹銀花。」
過節不過是消費藉口
這種大灑金錢的做法，正好用來說明馬家輝筆下的農曆新年的另一種資本主義社會功能——「再消費——再生產」：「過年，大家買新衣、買賀禮、出外吃飯歡聚……總之，是花錢的日子……只有不斷地刺激消費和再消費，生意人才能生產和再生產。」
這也是潘國靈筆下所說的，「以往的農曆新年是中國人家庭年，但逐漸地，我們的節日其實全都變了消費節。」本地著名詩人洛楓也指出，香港人的「過年文化」，「許多年以來都一直沒有『除舊迎新』，年復年，依舊是煙花，拜年，吵鬧與喧嘩。」
作家阿濃曾在20年前說過：「許多人都習慣在過年的時候來一次總結，從中發現一些不好的東西，要在新的一年裡改正；好的東西則要發揚。過年的最大意義，也許就在這裡。過年如過日不好。過日如過年呢，又太緊張。那末，讓我們過月如過年吧！」陳雲亦曾表示：「在現代，我們生活豐裕，閑暇更多……故此，以前盼望節日來臨的心情減低了……這是因為我們不太反省傳統風俗，體會其精神，令風俗流於形式主義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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