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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底氣」是甚麼？看罷此書，當了然於心。 照片由作者提供
黃仲鳴
一個文人相會的場合，一場辯論，饒有意思。
甲說，某台灣文評家批評香港某教授研究胡蘭成，實是不應該；因為胡是令人髮指的漢奸。
乙說：這是偏激。文學歸文學，政治歸政治。我覺得胡蘭成的文筆、思想內涵都很好！
丙說：為什麼胡蘭成不可以研究？假如他不可以研究，那周作人、汪精衛、陳公博都應該塵封，我們不能寫他們，研究他們了！
甲說：周作人怎同！
乙、丙說：怎不同？
甲說：他的散文確是一絕！
乙說：不要說胡蘭成，汪精衛的才氣、文章都不錯！
於是，一場爭辯就這樣爭下去辯下去；最後是「爛尾」，得個「拗」字。
其實，我覺得丙所說，相當有見地和合邏輯，這個漢奸可以研究，那個漢奸為什麼就不可以研究了？這是歷史。歷史是鏡子，最殘酷、殘忍、殘暴的歷史，我們都應該揭露出來，俾有所借鑑，有所教訓。
不錯，胡蘭成的研究者比較少，沒有周作人那麼多；周作人的文學地位，在現代文學史上，胡蘭成當然及不上，甚至沒佔「方寸之地」；但這並非表示胡蘭成的文章不行。官修、私修的文學史每每有偏見。
一個人成為漢奸的過程，因素甚多，涉及的學科亦多，是個值得研究的大課題。近讀傅國涌的新書《文人的底氣—百年中國言論史剪影》，其中有章說及周作人的，點出周作人並非一位只懂得躲在書齋、品苦茶、寫文章的逸士；在早期，他和當時一些文人一樣，同樣有激情，有憤慨，抗議強暴，是個有氣節、骨氣的知識分子。例如「三一八」事件，時為女師大教授的周作人即作出控訴，指為「大殘殺」，要嚴辦處事者。跟著還發表一系列文章，都是義憤填膺。那時的周作人，對時事毫不冷漠。一九二七年四月七日李大釗被捕，二十八日遇害，周作人不僅冒險保存了李大釗的文稿；對他的遺屬，更進行了長期的照護。這種熱誠和無私的襟懷，確是少見。
抗戰期間，他成為千萬人詛咒的漢奸，究竟是什麼原因呢？就因為他這段醜史，我們就對他放棄研究？包括他的文學史、心史？事後證明，管他是否漢奸，研究他的著作不斷出台，大部頭的傳記也相繼出籠。
至於胡蘭成，「醜名」更昭著，撥開漢奸不說，他和張愛玲的「情愛糾紛」，足以令萬千張迷對他深惡痛絕。他的無行，不僅表現於國家民族上，還表現於兒女私情上。但彼可以研究，他卻不能，實在欠公平。
上海的陳子善教授，在搜羅張愛玲的佚作之餘，復整編了胡蘭成散落的作品；姑勿論人們喜抑或不喜，這項苦功，確值得一讚，也功德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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