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3-27] 如何定性和化解歐洲對華疑慮？

　■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法國總統候選人貝魯日前表示，由於中國在蘇丹達爾富爾問題上的立場未能使歐洲滿意，因此法國應該抵制明年的北京奧運會。據美國媒體報道，另一名總統候選人羅雅爾也作了相同的表示。雖然這些言論頗有情緒色彩，而且也不具備現實可能性，但聯繫到近年在法德這兩個歐盟主要成員國內出現的對中國不友善的氛圍，這些跡象還是有必要引起人們的重視。

　在現有的幾個法國總統候選人中，無論是薩爾科奇，還是羅雅爾和貝魯，均不具備前領導人密特朗和希拉克的「中國情結」，而且在人權問題上相對頗為執著。以此來看另一個歐洲大國——德國，情況也十分類似。從德國現任總理默克爾上台後，德國對華政策便不再像科爾和施羅德時代那樣「鐵桿」。雖然德國依然將中國作為其在亞洲地區的最重要的戰略夥伴，雖然默克爾上任後首先訪問的亞洲國家依然是中國，但德國開始尋求與日本、印度乃至蒙古的合作，以平衡中國崛起可能帶來的風險。

歐洲新領導人「中國情結」

不再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德國大選前就被輿論稱為可能「親美疏華」的默克爾，在對華政策上加強了與美國的協調。德國金融時報日前在分析於柏林召開的德中貿易關係研討會時認為，近一兩年來，德中關係正在「淡化」，「中國的官方代表們有這樣的感覺：本屆德國聯邦政府沒有像前任那樣重視中國。」

　法國的薩爾科奇，還是羅雅爾、貝魯和德國的默克爾，都屬於新一代的歐洲政治人物。與密特朗、希拉克、施密特、科爾乃至施羅德相比，他們如前所述，基本上沒有「中國情結」。當然，老一代歐洲領導人的「中國情結」來自何處，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其間除了其個人對中國文化的熱衷外，不可否認也與七十至八十年代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有關。七十年代，中國在聯美抗蘇方面是西方的非正式盟友；進入八十年代，在西方眼中，中國與當時的蘇聯和東歐相比，是所謂最好的社會主義國家。所有這些，都參與塑造了上述老一代歐洲領導人在其政治生涯上升期的中國觀。

　但今天新一代歐洲領導人，其上升期主要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當時冷戰結束後蔓延在西方的是「中國崩潰論」。進入新世紀，由於中國崛起，原先的「中國崩潰論」又為「中國威脅論」所替代。但無論是「中國崩潰論」還是「中國威脅論」，都折射了最近十幾年中國與西方的國家的日益錯綜複雜的格局。

　正是在這種錯綜複雜的格局下，近年歐美之間就中國崛起問題加強了協調，美中歐三角關係不再呈現等邊三角形狀態，而呈現了中歐關係向歐美關係傾斜的態勢。

歐美對華疑慮存在本質不同

　但就本質而言，歐美面對中國崛起的所謂共同憂慮和利益，還是有其可區分之處。其間最為關鍵的一點就是，美國作為世界頭號超級大國，其對中國的憂慮在相當程度上帶有全球戰略競爭的眼光。因此，在美國對華態度中，有著兩種不同的眼光或元素：一是就事論事的元素，亦即中國崛起在市場、能源等領域對美國造成的衝擊（包括心理衝擊），二是全球戰略競爭元素，亦即從防範中國未來可能挑戰美國全球地位的角度，來應對現階段出現在中美關係中的每一個技術層面的衝突。

　相比之下，歐洲對中國的憂慮，基本上不具備美國式的全球戰略競爭考量。歐洲在經歷了千年烽火連綿之後，終於絢然歸於平淡，以非一流的全球政治影響力和軍力，安享長久的和平、富裕、自由和民主。從歐盟半個世紀的發展歷程來看，歐盟基本上是一個經濟實體；至於未來，雖然歐盟有可能向著成員國部分上繳主權的歐洲合眾國方向發展，但也不太可能重新成為一個如十九世紀那樣的歐洲帝國。究其原因還是由於歐洲的文明和智慧已經跨越了「勢力平衡」的戰略對抗階段，而進入一個以合作、雙贏消弭潛在對手的智慧新階段。

　既然這樣，歐洲對華的疑慮，更多停留在就事論事的層面，亦即由於中國發展的迅速而在市場、能源和心理等層面給歐洲的衝擊。出於本身的保護意識，歐洲在現有的歐美機制內加強與美的對華政策協調，但這不等於歐美兩家對華憂慮的本質相同。

　因此，中國方面有必要區分歐美對華憂慮的不同性質，並在此基礎上研究不同的應對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