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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卓賢
都市重建（urban renewal）—一個地方都市化若干年後，因為人口流動、社會轉型、建築老化等問題，需要重新規劃甚至重建。在這兩三年，港府不斷推出重建計劃，引起不少民間聲音。他們指摘當局漠視市民實際需要，純粹從商界利益出發考慮社區重建的策略，但當局卻強調以人為本，會好好安置居民。
最近在一個由三聯書店舉辦的「重建＝另一個商場？」講座中，中大建築學系副教授鄭炳鴻、思網絡成員鄭敏華等講者，在這個都市重建的樽頸位置，給大家開拓新的思考領域，既不強調「經濟至上」的社會主流價值，但又修正把舊樓保留至發霉腐爛的封閉思維，在官民雙方看似對立的局面中，發掘另一個空間。
社區活化不是文化包裝
2001年成立的市區重建局，其中一個使命是「保存及修葺具歷史或建築價值的樓宇，並致力保留地方特色」，社區重建策略的目標包括重建發展（redevelopment）、樓宇復修（rehabilitation）、文物保育（preservation）及社區活化（revitalization），而在社區活化這方面中，當局強調自己擔當「促進者」角色，與社區及商界合作，重視社區活力和環境。
「官方早幾年提出西九方案，說那是一個文化地標，但事實上，那只是文化包裝的地產項目；又例如觀塘的重建區，表面上要綠化社區增加活力，其實也是加速地產項目發展。因此，官方主導的重建項目，其實一直與社區文化逆流，並缺乏一個後九七的方向。」
鄭炳鴻利用自己的城市規劃研究，解釋人性化的社區發展，以及每個社區都有的文化地形（cultural landscape）。他又以19世紀珠三角的耕讀文化、大澳漁業文化、70年代香港仔艇家為例，說明舊區發展看似毫無規劃，但在那雜亂無章的組合中，實際有一種社區生態自動運行機制，在社區重建時，可以用來參考及利用。
重建割裂社群聚合
鄭炳鴻又指出，當局很多時「好心做壞事」的原因是相信強制、賠償、原區安置等方式，把千絲萬縷的社群關係和社會問題單一化，以為「空降」大型商場便能解決居民的需要，為舊區及周邊經濟增值。實際的情況是，不論社區的區民抑或小型商業，與周邊地區的人和物都已發展出連結關係，甚至出現城市學所謂的聚合（conglomeration）情況，例如喜帖街的婚嫁事業與蘭桂坊的消閒場所。如果重建計劃不周詳，就會扼殺原有的社區關係。
鄭炳鴻再以星街、月街、聖佛蘭士街（他合稱為SMS）為例，說明社區自我調節與定義的狀態。「SMS」在19世紀前是葡國教區，在20世紀50、60年代是一些車房和士多，在現階段則有一些發展商收購地舖，開設一些名店，卻仍能保存舊有的車房或居住區的文化，也引入一些新的藝廊及畫室，形成獨特的社區生態及文化氣息，自然地排斥或接納不同的元素。「SMS」說明民間是有能力重構自己的居住地，或對自己社區有自己的期望，不一定是大商場或「賺盡」的商機。
「主流價值」蒙住眼睛
「不容忽略的是，社會的經濟政治制度經常被所謂『主流價值觀』的當權者控制，這一撮人也許真心對市民好，認為經濟發展就是最好的方案，致富便是善政，但這其實很片面。當我們對一個空間沒那麼『主流價值判斷』，我們才明白它可以怎麼人性化，可惜香港人不怎麼談金錢以外的價值。」
或許我們真的要問問，為甚麼重建便要從利益考量，要產生最大利潤？鄭敏華認為，社區重建應該從人性角度考量，讓社區自決，她更認為若社會的價值觀不曾改變，就算能平息一兩個文物保育紛爭，最終對整個社區發展也無補於事。
「其實我有一個假設：香港人習慣了只有金錢才有絕對價值。在好像SARS的生與死問題上，他們表現的情操很可貴，可是面對生死以外的問題，卻不懂衡量價值，只懂得把問題量化，沒有數字以外的視野。港人心目中是很功利主義，只要看上去對自己有利就會支持，一旦對自己無甚得益，就群起反對。」
大商場主義要不得
這些價值觀的問題看似相當抽象，卻是這座城市不得不反思的：我們是不是那麼貧困，迫切得要把所有地皮都發展成商場？商場看似既能解決重建問題，又能讓群眾享用名店和冷氣，但更多看不見的，卻是周邊社區的問題。
有論者認為，旺角朗豪坊把當地原有的社區問題蔓延至周邊地區，滋擾著社區居民的安寧與出入的安全，又扯高附近的地價，名店食肆林立，摧毀了很多小資本的商業。其他如交通擠塞、屏風效應所造成的空氣污染、噪音污染等，更是無從估計。這種價值觀引伸出來的大商場主義，應該多加深思。
經過上述討論，或許我們已找出問題核心，但要改變一個社會的主流價值並不簡單，例如我們的孩子，從小就被灌輸「考第一，高分數」的道理，他們深信任何時候要做得最好，方法就是攫取最多，由殖民教育衍生的這種價值觀，更成為整個社會的形態，所以不難想像，為何城市的規劃者會這麼重視大商場、玻璃幕牆大廈與商業利益。從社會意識形態的改造，到政策上的實行，對當局甚至不同的社會機構來說，可謂任重而道遠，要想走上一條皆大歡喜的重建道路，似乎還須要長久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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