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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像
耿 法
辛棄疾和朱熹兩人雖有很大差別，卻是一對意氣相投的好朋友。
他們之間友誼的基礎首先是具有反對乞和、恢復失地的共識。辛棄疾的事跡和詩詞人們比較熟悉，他一生堅決主張抗金，在《美芹十論》、《九議》等奏疏中表明了他的政治遠見，精闢分析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要求把握歷史時機，激勵士氣，積極備戰，以恢復失地，統一中國。朱熹早年也持反和主戰觀點，反對苟且偷安。他十九歲中進士後，繼續好學不倦，深究儒經、佛典、道書，達到廢寢忘食的地步。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春，朱熹到建安拜謁李侗，八月，向宋孝宗上《封事》，《封事》中融合了其師李侗的反和議主張，其中一條是「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也」。乾道元年（1165年）四月朱熹到臨安，與主和派宰輔錢端禮發生衝突，駁斥錢宣揚的「議和」、「獨斷」、「國是」三說，並在《戊午讜議序》中借抨擊「紹興和議」來譴責「隆興和議」，借罵秦檜來痛斥秦檜的餘黨。這些文字都銳氣撲人。辛棄疾任江西安撫使時已和朱熹相識，對朱熹相當尊重。淳熙九年（1182年）秋，朱熹離任路過上饒，專門拜訪當時已退居此地的辛棄疾等友人，同遊南巖，暢談甚歡。
朱熹和辛棄疾的思想、政治觀念畢竟不完全相同，兩人的個性、趣味與學問所長更不一樣。淳熙十五年（1188年）冬，陳亮萌發一個想法，計劃倣傚當年呂祖謙邀請朱熹、陸九淵到江西上饒鵝湖寺舉行著名的鵝湖之會那樣，由他出面寫信邀請朱熹和辛棄疾一起到紫溪參加又一個「鵝湖之會」，以分析時局，共商恢復大計。陳亮先來到上饒，辛棄疾不顧身體正患著病，冒著漫天風雪和陳亮同遊鵝湖，議論時局，謀劃恢復大業。他們按時趕到紫溪，等候朱熹到來。然而朱熹卻沒有來與會。
朱熹為什麼不願赴會呢？說到底，二人的精神原色有所不同。陳亮談及朱、辛二人時曾不無惋惜地說過「又覺（二人）戛戛然若不相入」，正是由於他們二人的思想觀點和政治觀念有所分歧，朱熹才不願意去參加這次政治色彩頗為強烈的會面。朱熹雖反對議和，主張恢復失地，但他的基本思路是圖恢復必須以窮理盡性為首務。他認為國家的根本在於宋孝宗之心，而宋孝宗即位二十多年已暮氣重重，所以國家的急務是「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恢復大事則只有緩議了。朱熹的看法不是沒有道理的，暮氣日重的宋孝宗治理下的朝政現狀，證明了朱熹的判斷。這次「鵝湖之會」，終因朱熹的缺席而流產，頗有點遺憾。
但他們兩人的友誼依然完好。紹熙三年（1192年）辛棄疾退居十載後重新出仕，在赴閩途中到崇安拜訪了退居武夷精舍的朱熹，朱熹熱情接待他，陪他同遊武夷風光。先前朱熹在武夷山曾作《九曲棹歌》十首，辛棄疾此次遊武夷也詩興大發，作《遊武夷作棹歌呈晦翁十首》，詩中將朱熹比作擎天柱和姜子牙，盼望朱熹早日重新出仕，受到朝廷重用，足見辛棄疾對朱熹的高度評價和推崇。同遊武夷山期間，辛棄疾還就政治、學術問題向朱熹虛心請教，對朱熹的治學和關於重視心性修養的學說有所了解，而朱熹此時也漸漸認同辛棄疾的一些主張。自這次會面後，兩人的書信往來增多，互相理解也加深了。
有宋一代，政治鬥爭常和學術之爭糾纏在一起，總是將學術之爭納入政治紛爭的漩渦之中。著名史學家錢穆認為，朱熹乃孔子以下第一人，沒有人能取得像他那樣巨大的學術成就。但朱熹在世時，他的學說並不為皇帝所看重，一再受到朝中大臣攻擊。韓侂胄把持朝政時期，更是稱道學為「偽學」，朱熹為「偽學之魁」，下令禁止宣傳道學，「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在韓侂胄直接支持下，新貴沈繼祖和監察御史胡紘相勾結，上奏章彈劾朱熹，指控朱熹有六大罪名、十項表現。慶元三年（1198年），朝廷又立「偽學逆黨籍」，史稱「慶元黨禁」，各級官員和士子為此遭受迫害者達五十九人之多。以致朱熹的一些門人故交經過其家門「凜不敢入」，學界中人亦一時皆不敢以儒生自命。朱熹面對這一切坦然處之，依然「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有人勸他遣散學生，他不予理睬。慶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朱熹病情加重，還堅持與諸生講《太極圖》、《西銘》，三月八日他在給其女婿的信中猶說：「吾道之托在此者，吾無憾矣。」三月九日朱熹病逝，享年七十一歲。計其一生，歷經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為官時間實不足十年，其餘四十多年都致力於講學或著述。
朱熹去世的消息傳來，辛棄疾十分悲痛，作《感皇恩．讀〈莊子〉，聞朱晦庵即世》一詞悼念：「案上數編書，非《莊》即《老》。會說忘言始知道，萬言千句，不自能忘堪笑。今朝梅雨霽，青天好。一壑一丘，輕衫短帽。白髮多時故人少。子雲何在，應有《玄經》遺草。江河流日夜，何時了！」詞末蘊含杜甫詩句「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來讚揚朱熹必將名垂千古。朱熹的弟子們原準備在當年十一月對其師會葬，以表哀悼之情，但正值朝廷嚴禁宣傳道學，官方下令不許朱熹的弟子為其送葬。《宋史．辛棄疾傳》記載，在政治高壓下，朱熹的門生故舊都不敢前來送葬，而心境悲涼的辛棄疾不顧這些，雖不是道學中人，卻堅持親自前往弔唁，並撰寫祭文說：「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如生。」
朱熹名譽的恢復和扶搖直上，是其死後的事了。直到嘉定二年（1209年），朝廷才下詔賜謚曰「文」，這便是世稱「朱文公」之來由；嘉定五年（1212年），朝廷批准以朱熹所註《論語》、《孟子集注》立學，恢復了道學名譽；寶慶三年（1227年），宋理宗明確地意識到朱熹的《四書》註解「有補於治道」，即有利於鞏固皇權的統治，開始把朱熹的學說列為官方哲學，後來又給予朱熹從祀孔廟的禮遇，一步步將其抬到了叫人頂禮膜拜的聖人高度。不過這些變遷都和辛棄疾風馬牛不相及了，辛棄疾去世於開禧三年九月十日（西曆1207年10月3日），享年六十八歲，他空懷報國志向走完其一生悲壯行旅時，業已去世數年的朱熹尚未恢復名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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