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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人心中有恨，那是一種濃得化不開的大恨。如何把這種大恨轉化成樂觀與豁達，是韓國的一個新課題。
韓國人的文化心理和行為方式，泛而言之即國民性，到底是什麼樣的？就此我們採訪了三位韓國學者。
急性子的半島性格
對於同胞的一些激烈之舉，慎榮樹先生說：「實在沒有別的辦法，這是韓國人面對危機時的應激反應。尤其是面對大國時，以韓國之弱小，一般的抗議是不會引起重視的。」他的語氣中夾雜著複雜感情。
慎榮樹今年62歲了，他把生活著三四萬韓國僑民的北京望京住宅區稱為「KOREATOWN」(韓國城)，在這個「TOWN」裡，他操持著名為《北京通訊》的韓文內部刊物。作為中韓建交後第一批來到中國的韓國記者，慎榮樹曾擔任過「在中國韓人會」的會長。
「從我的年齡和閱歷來講，我知道這其中的偏激。」在漢城大學讀書時，慎榮樹曾積極參加反美活動，如今年過耳順，反思過去，他深知個人情感與國家利益之間經常發生抵牾，「可人都是有感情的啊！不表達出來會很痛苦啊！」
所以對於斷指和自焚，慎榮樹的態度是不參與，不支持，可也不反對。
「韓國男人是激烈的，韓國女人也一樣。」嬌小玲瓏的李周美今年虛歲三十，新婚燕爾，目前在北大歷史系讀博士。
「斷指和自焚，我肯定不是那樣的人，但我非常理解，非常非常理解。」李周美沉吟一下，抬頭直視記者，再次確認道，「為了國家，我相信韓國人什麼事都會做出來。」
慎榮樹和李周美不約而同地將韓國人的這種性格表述為一個中性的詞語———「急性子」。而39歲的北大歷史學博士、現北京聯合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李元燁先生則將「急性子」命名為「半島性格」。
朝鮮半島地勢狹長，偶有風吹草動，馬上波及全國，如果發生戰爭，沒有萬里長征和持久戰的迴旋餘地。回顧歷史，每次外國軍隊在仁川登陸成功，都意味著朝鮮半島命運的徹底轉變———第一戰往往就已經是背水一戰，讓一步就是自投太平洋。所以，面對同樣的事態，韓國人的危機感、不安感、焦慮感要比很多國家的人嚴重得多。
時空感受的侷促與壓抑，把韓國人催成了急性子，說幹就幹，干就務求畢其功於一役。韓國人生活的每個細節都急。李元燁說：「在韓國的中華料理店，經常看到韓國人在喊，快點，快點！即便是請客，我們也很少有一頓飯吃上三個小時的。」
李元燁還認為，從樸正熙到盧泰愚，長期的軍人政府統治，形成的軍人作風，對韓國國民性格也有影響。
李周美說：「我們(在華韓國留學生)給中國人起的外號就是『慢慢地』。慢走，慢用……為什麼要勸人慢呢？」
急性子，使1960年代樸正熙政府僅用了5個月就建成了漢城到釜山的428公里長的高速公路；使韓國幾十年內從不發達國家變成了朝氣蓬勃的新興工業國。
而從負面來講，急性子就容易缺乏長遠計劃，往往被衝動的情緒所左右，變幻無常。「錢多時盲目衝動地投資，至少是韓國經濟危機的一個原因。」李周美說。
急性子的極致表現，就是斷指和自焚了。這些舉動雖然不一定是最有效的，但卻是最直接、最快捷的。
三位受訪韓國學者認為，如設身處地，則會發現其中人性的共通。蘇聯衛國戰爭的莫斯科保衛戰，「不能後退了，身後就是莫斯科」，情勢所致，俄羅斯人與韓國人的心理和行為也會如出一轍；中國古人，人為製造破釜沉舟的局面，求的也是那份決一死戰的心態。韓國人不是不懂得「來日方長顯身手」的妙處，但條件所限，他們必須立刻就「甘灑熱血寫春秋」。
半島性格並非受到徹底讚美。李元燁認為，慶尚道(韓國東部省份)之所以能夠產生樸正熙、金泳三、盧武鉉幾位總統，就是因為慶尚道人善於迂迴與妥協。
雖有此反思，韓國人對於決絕與斷然的認同，仍明顯高於對冷靜和妥協的認同。並非世界上所有半島居民都是急性子，所以極端形式的抗爭仍屬韓國文化特色。
然而韓國人的個人奮鬥和個人犧牲，並非西方話語體系中的個人英雄主義和個人價值實現所能解釋的，他們更願意把自己視為家庭成員中的犧牲者。
一個人的戰爭
李元燁博士這樣描述韓國的肇始：一隻熊在漆黑的山洞，堅持吃了100天大蒜和萎蒿，變成了美女。這位美女嫁給了天帝的兒子桓雄，生下了檀君。公元前2333年10月3日，檀君建立了朝鮮。直到今天，韓國還把每年的10月3日定為開天節，像中國祭奠黃帝一樣祭檀君。按此傳說，韓國歷史也有近五千年了。
而另一種說法則認為，朝鮮半島的國家歷史始於中國商代。商紂王的叔叔箕子不堪迫害，帶著中原文化出走到朝鮮半島並建立國家。後有戰國末期燕人衛滿躲避秦軍，東走朝鮮建國。
在韓國，檀君朝鮮論被稱為國史觀，而箕子朝鮮論和衛滿朝鮮論則被稱為殖民史觀。兩種史觀的激烈對峙狀態，由來並不長久。
這些學者還介紹說，1910年到1945年，日本吞併朝鮮，實行「武斷統治」。其間暴行纍纍，而文化上的欺凌更讓韓國人刻骨銘心。日本曾用「學術方法」把朝鮮半島韓民族論證為「和族鮮系」；還曾經剝奪韓民族姓氏，所謂「創氏改名」。李元燁先輩曾被迫改姓為「李家」；而李周美的祖輩則因拒絕改姓，被剝奪了土地，爺爺遠走中國東北辦學；慎榮樹出生時正值日本統治時期，「榮樹」這個名字既可以讀成韓音，又可以讀成日音。姓沒改，但名字卻是一個無奈的兩全。
壓抑有多大，反彈有多高。1945年韓國解放，漢城人民紛紛將家門口掛著的日式姓氏牌子砸碎，以找回失去的尊嚴。
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清算，最著名的案例當屬「一個人的戰爭」。1953年，日本趁朝鮮內戰，曾一度派兵佔領了獨島(日方稱竹島)。韓國郁陵島居民在23歲的洪淳七的領導下，偷取槍械，組成「獨島義勇守備隊」，開赴獨島將日本軍人趕走。此後，洪淳七獨自守衛獨島長達3年8個月，多次單槍匹馬與日本漁船和海上巡邏船對峙。1956年李承晚政府派出海上警察駐守獨島，洪淳七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守土護國大業」。
本土主體史觀的建立，使韓國人的自我意識空前高漲，但也充滿歷史的矛盾。
首當其衝的是「小中華」觀念。公元4－5世紀，儒家思想傳入朝鮮半島，逐漸成為韓民族的思想根基。韓國人一直認為自己是最典型的、最完整的儒家文明繼承者，在中國淪亡時，「小中華」才是儒家文明正朔，值得驕傲；另一方面，「小中華」中的從屬意味，也讓韓國人感到彆扭：「阿里郎哀怨的曲調，就是這種複雜心情的寫照。」李元燁說。
尤其1945年朝鮮解放以後，「小中華」觀念更處於尷尬地位。
朝鮮文中的漢字也由此受到質疑。近代以前，朝鮮半島士大夫階層基本使用漢字；樸正熙時代，從1970年起韓國小學、中學教科書中的漢字都被取消。1988年漢城奧運會之前，韓國政府還曾下令取消所有牌匾上的漢字標記。
取消漢字，使年輕一代的韓國人看祖先的著述需要經過一道翻譯。為了主體，疏遠了祖先，產生了斷根的危機。1999年，金大中總統下令部分解除對漢字使用的限制。韓國人找到的解釋是，就像使用拉丁字母的國家各有各的本土文化一樣，朝鮮半島先輩的漢字文化也屬於朝鮮本土文化。
這樣就在主體和根脈之間找到了一種彌合的解釋。然而直到今天，漢字的使用仍處於爭議之中。
歷史的態度，折射到對待中國的態度之上，韓國人矛盾重重。再加上現代的反共教育，韓國人沒到中國之前，大多對中國充滿疑慮。
「剛到中國那年，一出機場看到紅旗，心裡一哆嗦。過一個星期，就發現沒什麼區別了。」李周美說。
三位長期生活在中國的韓國受訪者都毫不猶豫地認為，中國人和韓國人更接近。「和中國人喝一次酒就能交流了。」慎榮樹說。提到喝酒請客，李周美說，韓國絕對不會AA制的，這次你請，下次他請，大家嘴上不說，但心裡都有數。這點和中國完全一樣。
慎榮樹說，韓國人在變，中國人也在變，以誠信來說：「『無恆產者無恆心』，以前韓國人的誠信度也不行，富裕之後才會有文明的追求，中國也是一樣的。」
提到中國流行的「韓流」，李元燁似乎很擔心這會引起中國人的反感，他馬上說：「1970年代韓國就有『漢流』，我小時候心中最大的英雄就是李小龍。每天放學……」對著記者，李博士做出了一些李小龍的招牌動作。
再者，金庸在韓國也幾乎是無人不知，很多男孩子迷金庸，連讀書都耽誤了。這些描述並非誇大，43歲的韓國漫畫家協會附設漫畫文化研究所所長劉光男，不會漢語，但創作了好幾本發生在蘇州等地的、以丐幫為主角的武俠小說。
傳說韓國人反對一切外來商品，慎榮樹認為這種說法並不確切：「德國車、美國車都受歡迎。其實韓國國民也喜歡日本的小產品，但日本車除外。開著日本車到處跑，是很丟臉的。」李周美表示，自己不會把對日本殖民的反感加到每個具體的日本個人身上：「普通日本人什麼都不知道，我怎麼跟他們生氣呢？幾個政客就能左右全體日本國民，這不是狗搖尾巴，而是尾巴搖狗！」
就連驅逐了日軍的美國，也沒有被毫無保留地接受，從慎榮樹到李元燁再到李周美，都對美國在韓國的存在表達了無奈和憤怒。這種情緒是全民的，美軍坦克曾碾死了兩個韓國女中學生，結果韓國幾乎整個國家都奮起抗議。
從李元燁博士的著作《中美兩國的朝鮮半島政策演進歷程研究》一書中看，自19世紀末到二戰前後，美國一直都在毫不猶豫地拿朝鮮作為其遠東利益的籌碼，不只一次地出賣朝鮮撫慰日本。
慎榮樹說，大國怎麼可能和小國完全平等呢？可能嗎？不可能啊！
李元燁博士則更加直率：「我不認為韓國已經取得真正意義上的獨立。韓國總統的政策，總要先向美國報告。」
對於韓國的未來，三位受訪者都危機感深重，頗有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味道。李元燁說，韓國的國家前途，還在探索之中。李周美則說，回到韓國，發現經濟危機後人們的表情變得沉默壓抑。近來學校的孩子們冷落醫生和律師，轉而崇拜明星。最近有老師打孩子，孩子家長去學校吵鬧……李周美的父母說，唉，韓國沒希望了。
訪談快結束時，李周美在桌子上寫了一個「恨」字。韓國人心中有恨，那是一種濃得化不開的大恨。李周美說，如何把這種大恨轉化成樂觀與豁達，是韓國的一個新課題。(來源：《南方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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