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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卓賢
從古到今，人類聚族而居，對土地加以運用及改造，產生農耕及游牧兩大文明，形成城市與郊外的對立概念。不少學者相信，城市是人類與土地互動而生的產物，但無論人類的活動再發達頻繁也好，現代生活的傳續與發展，怎樣也離不開土地。
但吊詭的是，儘管土地對人是如此重要，我們與土地的距離，卻愈來愈遠。城市的人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把土地增值，符合一個城市的工商業形態，於是建設一個個大型地產項目與地標式建築。雖然，一座城市的地價或GDP（國內生產總值）被提高了，一小撮人的收入增加，但當大家的血肉之軀處身商廈與馬路之間，有否感到格格不入，好像有甚麼搞錯了？
本地創作藝術劇團「瘋祭舞台」繼2002年「重整香港新版圖」後，最近再舉辦社區大使文化計劃「重整香港新版圖2之維港六面觀」，邀請不同的文化及社區工作者，出席一連串講座、工作坊及街頭表演，讓大家通過這些社區實踐活動，重新認識維港兩岸的環境及空間。
高度文明的矯揉造作
在「香港城市發展的光怪陸離」講座中，香港政策透視主席邵家臻舉出一個值得省思的故事：「每年暑假，一位新移民媽媽會帶她的孩子北上回鄉，有趣的是，在這段日子，她和她的孩子會盡量不穿鞋子，走遍漁場和農地。」
與這個不喜歡穿鞋子的新移民婦女相比，現代城市人與泥土之間，多了一種文明的顧慮，那不是自然的，而是人為造成的。美國作者Mitch Albom暢銷著作《Tuesday with Morrie》的主角墨瑞（Morrie）害怕有天因病要人為他擦屁股，但到這一天真正來臨時，他卻覺得是一種享受，甚至發現人類守望相助的可貴情誼。有很多污穢及衛生的觀念，其實是人為建立的。
「大學生們在遊戲中摔雞蛋，他們考慮的不是怎樣令雞蛋不會破裂，反而會考慮清潔問題，其實那不過是普通雞蛋而已。」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助理教授曾德平指出，這一代的孩子自小受到密集家庭與社會教育，觀念的貫輸往往多於對自然的體驗，無論鄰舍之間的關係，抑或人和自然互動方面，他們也欠缺生活本能。
在邵家臻看來，這是所謂「家長式」管治模式，管治機關對人高度的指引化，利用警告、祈使語句等命令孩子的告示，去控制人們的活動自由。
人上天橋 車走街道
城市人對生活品質與活動空間的不能自主的感慨，在另一講座「找尋香港城市建築的迷宮拼圖」中，與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何國良博士的想法遙遙呼應：「6、70年代，中環與灣仔之間的距離不是那麼近，在現今的太古坊的一段路上，可以自由地奔跑和遊戲，在天星碼頭與大會堂一帶，是人們飯後乘涼的好地方。」
香港市民從來沒有為城市決策的機會，只能任由政府或商業因素決定一切規劃行為。在70年代開始，中環這個中心商業區（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CBD）在規劃下，開始併吞上環及南九龍等地區，居民與勞動人口紛紛向北遷徙，舊有的鄰舍生態不但被破壞了，只見一個個大型購物中心，和以前相比，完全是兩碼子的事。
「以前人們可以在灣仔至上環一帶遊走，再坐船到對岸探索。現在只有商場和工商業用地，難怪現在的年輕人不會在街上跑，寧願留在家中玩MSN，看Xanga日記。」
一個城市規劃由制訂建設目標，推出整個項目策劃，到真正完成，是經年累月的成果。所謂一座城市上至主流意識形態，下至文化景觀，都不是一朝一夕的改變而成。城市發展至怎樣的程度，自有其歷史及天然因素，因此香港發展成一個經濟主導的地域，也是時勢使然，但在發展之餘，要保留城市的人文面貌，在全球化的趨勢中保留城市與市民的個性，也是一個讓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考慮，怎樣協商，怎樣調整，是不得不重視的問題。
從紙飛機到生活智慧
另一位與會者傳媒工作者鄭敏華則認為，城市設計應以人為本，要顧及人文生態發展。她以自己最愛的般咸道石牆樹為例，該處因為早年開山填海，移走了土塊，建設了石牆，但榕樹的種子在石牆開花結果，幾十年後形成如今的婆娑樹影。在她看來，文化景觀可以自然而成，城市規劃就像修飾枝葉，使一個社區的文化可持續發展下去，而不是把它連根拔起。
城市的建築是以人為本，只因那是人解決環境限制的取向，但在鄭敏華看來，現在香港中心地帶並不是為人而設，古怪稀奇，樓宇建設多而密集，街道為汽車與地鐵等物件而設計，在那一帶的街道遊逛似乎是已不可能的事情。人與環境的交融，並不一定要通過高度的規劃決定，也可以透過自然的協調與平衡，達至和諧並存的局面。
「以紙飛機為比喻，為甚麼我們會懂得摺紙飛機？那是傳承自前人生活的智慧。可是除此以外，如何平衡對稱機身，研究滑翔原理，有關它的存在科學與美感，是可以幫你摺一架飛得更久、更遠的紙飛機，但我們究竟花多少時間去理解當中的原理？正如城市發展的規律，並不純為推進，再推進，而是人在當中怎樣活得更舒適，他們需要的是親自對環境的改造，還是需要一個個更大型的建議，是需要人們多加思考。」鄭敏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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