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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潤凱
據說三國時魏人荀粲因惑溺於女色而倍受時人譏諷。荀粲認為女人的才智不足掛齒，而要以色為主。他也有幸實踐了他的理念，娶得美人歸，娶的是驃騎將軍曹洪的女兒。婚後，夫妻倆親密繾綣，專房燕婉，竟日依戀。有一年寒冬，妻子突發高燒，荀粲「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如此體貼入微的照護，著實可見伉儷情深。
不幸的是，他的嬌妻還是病逝了。臨出殯時，傅嘏前往憑弔，見荀粲雖然不哭，但神情悲淒，便問道：「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荀粲回答說：「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謂之易遇也。」他對妻子的鍾情由此可見一斑。也正因此，他常常對妻子的逝世痛悼不能自已，一年後便隨之下世了，時年才二十九歲。
以上的言行使得荀粲獲譏於世。然而，按照現代觀念理解，荀粲不僅不應當受譴責，而是應當受表彰才對。這樣的模範丈夫即使放在今天，也是難得一二的，遑論魏晉！那麼，荀粲為什麼會被時人譏諷呢？這還得從當時的社會環境說起。
漢代之後，禮制建設日趨完備，並日益落實於日常生活之中。《儀禮》、《禮記》作為經書的規訓作用被普遍地加以實施，上至天子，下至庶人，大到國朝，小到家族，都成為禮教系統的控制對象。伴隨而來的是，女子的地位變得越發卑微。東漢女學者班昭就在《女誡》中如此規範她的姊妹們：「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在禮制世界中，夫妻被賦予天與地的含義。天為貴，地為卑，妻子自然不可拂逆丈夫的意願，而丈夫如果過於寵溺妻子的話，同樣也為禮制秩序所不容。可以說，在正統的禮制社會裡面，夫妻關係是有禮而無情。禮是必須要堅守的，至於情不情、親不親的反在其次，甚至必須加以抑制，這就是理想的禮制家庭觀念。
這股禮制勢力還以強勢的姿態介入清議。六朝時期基本以清議起用人才，一個有能力的人如果違背禮制，那麼他得到的評價肯定不高，受重用的可能性相應地也就微乎其微了。陳壽在服喪期間，一度因病而讓婢女進入自己的房間製作丸藥，這在當時是違背禮制的，所以他一直得不到好的鄉議，長期未能被舉為孝廉。可見，男女關係在禮制中始終處於敏感的地位，一旦處置不當，難免遭遇譏訕。明乎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荀粲的情深之舉為什麼常常招徠說三道四了。原來，他觸犯了禮制清議的忌諱：在有禮無情的規範下，他偏要做有情無禮人！
幸運的是，荀粲並非獨行人。事實上，在魏晉時代，與禮制勢力相伴而行的，還有一股反禮制的潛流。他們企圖打破常規，不尚名節，崇尚流蕩，而且同氣相求，日益形成風氣。這種風氣正是魏晉風度的一個方面。荀粲可以視為其中的一個代表人物。此外，建安七子、竹林七賢之中，多的是這類風流人物。《世說新語》有載：
阮籍嫂嘗回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也？」
陳留阮氏一門風流。阮籍的侄兒阮咸恰似乃叔，風流蘊藉，有情無禮。阮咸原先就愛上了姑姑家的一個鮮卑族婢女，不計名利與地位。在他為亡母服喪期間，姑姑一家要搬到遠方居住，起初答應為他留下那個婢女，可能後來考慮到外甥的名譽，臨出發時還是把婢女帶走了。阮咸一得知此事，不假思索，穿著孝服，即借了別人家的驢子，一路追趕，終於載得婢女歸。兩人騎一驢而回，阮咸的理由是：「人種不可失！」設想一下，婢女雖然懷孕了，阮咸若是守禮之輩、無情之徒，仍可一腳踢開不理，而且這樣做的結果，至少不會招徠清議憤然。阮咸卻執意捐棄世俗成見，一心追逐愛情。但是，為禮所拘之人，豈知情為何物？所以，「咸既追婢，於是世議紛然」，導致他許久與仕途絕緣。
禮法不止為男人而設，很大程度上是為女人張羅網。男人可以為此反撥禮制，顯露真性情，女人呢？她們也不會是沉默的一群。王渾、王戎父子就得為此傾聽女性的心聲：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世說新語．排調》）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婿，於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恆聽之。（《世說新語．惑溺》）
還好，在禮制橫行的時代，我們仍能聆聽如此膽大潑辣、這般情深意切的佳音，讓我們相信：禮法雖欲摧之，而人情終未泯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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