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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社會如何，我們的下一代也如何。我們的下一代如何，我們的未來也必如何。
文：陳國賁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及講座教授
青年人作為社會的未來，社會對他們的認識有多深？理解有多深？支持有多大？存在著多少希望？社會對青年，特別是問題青年的討論，不管是學者、政府或民間機構，往往以問題導向的角度入手，注重分析青年問題的個人內在因素，忽略了背後的深層社會結構，只看到問題的表面，治標不治本，一個青年悲哀故事結束後，又有另一個青年不幸悲劇上演。「社會學的想像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告訴我們，要讀懂個人的劇本，往往需要將這個劇本放在社會大舞台的中央，一些看似是個人或個別家庭的問題，實際上是整個深層社會結構的問題。
對於本港問題青年的論述，例如傳媒報道自閉青年、未婚媽媽、雙失青年、吸毒、跳海、燒炭自殺等，都普遍存在著「譴責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的調子。這種單方面的論述，充其量是一種短暫的社會吶喊，不能徹底解決問題。要了解我們身邊的年青人，我們需要有寬闊的視野，把個體置放在社會中，把當下扣連在過去上。
被淹沒的青年喉舌
在生活忙碌、金錢至上的大都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疏離，造成情感關係上的冷漠，甚至崩潰。香港年輕人常被形容為社會參與不足的「冷感群體」，年輕人並不是問題的促成者，而是受害者，但社會往往反過來責備他們。在經濟地位代表一切的商業社會中，對沒錢沒權的青年人，社會上沒有他們發表意見的空間，他們的聲音不被人聆聽，他們成為社會中無言無聲的一群。
60年代我在香港讀高中，當時的中學生雖然物質貧乏，但大家卻對生活充滿了憧憬，對身邊的人與事，對社區表示關懷，對社會充滿了熱情及期望。那時香港有好幾份屬於年青人的報刊，《中國學生週報》、《學苑》、《磐古》等，內容豐富，包括小說、影評、詩歌、散文，也有針對社會時事的分析及討論，提供了討論園地，讓年青人就家事、國事、天下事發聲。
走出冰冷的世界
我還記得讀小學時爸爸帶我看大戲——看戲的愉悅，不只是舞台上身手敏捷的表演場面，還有舞台下緊密的社區關係。在那時看大戲是全家總動員的賞心樂事。爸爸在戲棚裡總會遇到他可以閒聊上大半天的街坊，而活潑好動的小孩子也有他們開心玩樂的一群。
現在去看大戲的，超過九成是老人家，絕大部分是獨自前來的老太太，男人都跑到哪裡？現在的家庭，已沒有太多合家參與的活動。父母都為生活而奔波勞碌，又加班，又進修，留給子女的時間少之又少，代溝每日每夜在炮製著年青人的冰冷世界。
香港是一個又一個的商場，一排又一排的商店，一堆又一堆的商品，不過是把消費主義強化再強化。錢花了，商品買了，滿足物質慾望，但滿足不了心靈需求。青年人以對居住地的認同及歸屬感、對生活的熱情和奔放、對未來的希望和憧憬，作為給予城市注入的生命力。以消費主導，經濟效益為先的商場設計，就無法孕育出有生命力的人文色彩。
尋找可貴的人文氣息
一個兼顧多元，內涵充實，具有藝術感的城市設計是香港所必需的。近年移山倒海的地產工程及重建計劃，都建立不起人們對城市的認同感，反而把情感記憶連根拔起。這是對歷史的諷刺——忘記昨天，也就沒有明天。香港需要的是一個讓青年人流連忘返及認同的「人文空間」，而不是更多、更大、更冷的「商場」。
其實，很多文人及學者來港居住及學術交流——張愛玲曾以她在港華洋雜處的生活體驗，寫下了眾人皆知的《傾城之戀》，還有國學大師錢穆、粵劇大師唐滌生、粵劇名伶任劍輝和白雪仙、音樂家顧家煇、畫家林風眠、攝影大師錢萬里等，都有傑出的藝術成就。香港之所以有那麼多文人智士創作的地方，其中一個原因是華洋雜處的特殊環境，延伸出人文空間的彈性及藝術的魅力。
不過，如今的香港社會，政府所強調和重視的是政治和經濟方面的事物，社會傳媒所津津樂道的是股票的高低，是如何賺更多更多的錢。就連我們的教育制度也難逃急功近利的風氣，中學生追捧天書，務求考試分數高。大學裡工商管理課程是一個接一個，而藝術、文學、音樂、哲學、宗教等非商業課程則備受冷落。無他，只怕將來畢業之後找不到工作，維持不了生活。
單向性社會無路可走
目前，香港大專教育市場化及商品化速度之快已經達到令人咋舌的程度。社會學家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曾對發達工業社會出現「單向性」（one-dimensional）的意識形態提出警告。我想，香港目前也正處於類似的危機，我們要想有更好的明天，就不能變成另外一個單向性社會，不能讓我們的年青一代成為新一群「單向度」的人。香港啊香港，你在走條甚麼路？
一個商業成就發達，但人文藝術落後的城市，往往淪為沒有生命力的地方；一個只懂得催迫人日夜工作，而無法讓人享受生活真諦的地方，只吸引人才來港居留工作，不會長期奉獻。一個城市如果沒有自己的特徵，生活在那裡的人也不會對它產生歸屬感和認同感。
在這樣一個缺乏人文氣質的商業社會中，在政商主導的世界性氛圍中，青年人往往陷於這樣的一種吊詭情境中：一方面他們發出吶喊，另一方面他們無意識地成為「共謀者」。最後，願以魯迅的一番話和我們的青年朋友共勉：希望，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正如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本文摘自陳國賁教授為「城市智庫」新書《興挑者言》所撰寫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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