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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 農
一九二七年郁達夫在《日記文學》（《洪水》第三十二期）一文中大力提倡用第一人稱寫的日記體、書簡體文章，他認為如果用第三人稱來寫，很容易使讀者感到幻滅，譬如對於第三人稱主人公心理狀態的描寫如果過於詳細，讀者就會懷疑作者何以知道得如此精細，這樣就會使文學的真實性消失。魯迅不贊成他的這一意見，儘管這種看法古已有之，源遠流長：
紀曉嵐的攻擊蒲留仙的《聊齋誌異》，就在這一點。兩人密語，決不肯洩，又不為第三人所聞，作者何從知之？所以他的《閱微草堂筆記》，竭力只寫事狀，而避去心思和密語。但有時又落了自設的陷阱，於是只得以《春秋左氏傳》的「渾良夫夢中之噪」來解嘲。他支絀的原因，是在要使讀者相信一切所寫為事實，靠事實來取得真實性，所以一與事實相左，那真實性也隨即滅亡。如果他先意識到這一切是創作，即是他個人的造作，便自然沒有一切掛礙了。（《三閒集．怎麼寫》）
魯迅主張分清「事實」與「真實」，指出創作不必限於紀實。他對郁達夫文藝思想的這一訂正自是明通之論。
紀曉嵐篤守古老的小說觀念，難免拘執，不過此公尚未「支絀」，在他的觀念系統中，道理也還是可以說得頭頭是道的。據紀氏門人盛時彥《姑妄聽之．跋》，紀曉嵐評《聊齋誌異》為「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才子之筆」可以虛構，例如「戲場關目」即可「隨意裝點」；而「著書者之筆」則必須事事有其出處，一一符合事實。所以他也承認「留仙之才，余誠莫逮其萬一」，同時則以「著書者」自居。盛氏熱烈讚揚本師「灼然與才子之筆分道而揚鑣」，可知紀氏師徒均不廢意在創作的「才子之筆」，而自己動手則堅持「著書者」亦即學者的立場。清朝人往往認為學者高於作家，死了以後最好能進《儒林傳》而不想進《文苑傳》，一為文人，特別是成為小說家，便無足觀，低人一等。這種傳統觀念大大影響了中國古代小說的繁榮。
傳統觀念認為史書高於小說，一大原因就在於史書不能虛構，而小說可以隨便捏造。紀曉嵐、盛時彥都持此種觀念。然而問題在於史書裡有時也有些虛構的成分，其中某些人物的「心思和密語」，本來也是外人不得而知的，但史家也照寫不誤，著名的例子如《左傳》裡的「鉏麑槐下之詞」、「渾良夫夢中之噪」，都是當事者之外的人不可能知道的——
宣子（趙盾）驟諫，公（晉靈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辟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宣公二年）
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長髮北面而噪曰：「登此昆吾之虛，綿綿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哀公十七年）
刺客鉏麑臨自殺前的自白、衛侯夢中聽到的叫喊，左丘明均坦然寫出，並不擔心讀者不肯相信或產生幻滅。因為《左傳》是儒家的經典之一，也沒有人敢去懷疑，並且可以作為立論的根據。《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槐西雜誌》（一）記申蒼岑先生講了一個士人遇鬼遭鬼揶揄的故事，很有點弦外之音，而紀昀頗懷疑故事的真實性，質疑說：「此先生玩世之寓言也。此語既未親聞，又旁無聞者，豈士人為鬼揶揄而肯自述耶？」申先生反詰道：「鉏麑槐下之詞，渾良夫夢中之噪，誰聞之歟，子乃獨詰老夫也！」借《左傳》以自重，是申先生找經典上的例子為自己辯護，也可以說是解嘲，並非紀曉嵐本人的解嘲；不過紀氏為人通達，他對申先生的解說不復置辯，似有默認之意。
申蒼岑說雖然近於強詞奪理，卻很能益人神智。事實上儒家經典和正史裡也不免有若干虛構，「誰聞之歟」的言論和事情都有不少，《左傳》既開其先河，《史記》更大暢其流。錢鍾書先生說：「明清評點章回小說者，動以盲左、腐遷筆法相許，學士哂之。哂之誠是也，因其欲增稗史身價而攀援正史也。然其頗悟正史稗史之意匠經營，同貫共軌，泯町畦而通騎驛，則亦何可厚非哉。史家追敘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入理，蓋與小說院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記言特其一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左傳》、《史記》「足為史有詩心、文心之證」（《管錐編．〈左傳〉．左傳之記言》）。此論尤為明通，用這個觀點去看申、紀以至郁、魯的紛紜見解，真所謂豁然開朗。
紀氏強調自己用的是「著書者之筆」，而非稗史的「才子之筆」，殊不知古之經典著書者之筆當中正有著才子之筆的成分，偉大的史家左丘明、司馬遷代古人立言時並無掛礙。這種殘酷的對比說明紀曉嵐也還沒有真正的「通」，至於郁達夫《日記文學》中的見解就過於拘謹了。
魯迅對創造社諸公大抵沒有什麼好感，只有同郁達夫關係比較好，但在學術問題上有不同的看法仍然坦率地提出——傳統的友道自當如此。無原則的附和是庸俗的，有不同的意見因為顧及友情而完全不開口，也不是一個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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