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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杏英
說到刻劃人性，創作於1937年的《原野》，所體現出來的極端與瘋狂讓今天的我們都為之咋舌。這個以舊中國農村為背景的故事，聽起來最「土」最保守，卻因為其大膽深入的描寫和創造性的表現手法，而顯得最摩登。正如毛俊輝所言，它不僅描寫農民的受壓迫、反抗和革命，還要寫復仇；不僅寫復仇，更寫人心裡的矛盾和衝擊。
剝落了其中有關時代的特定語彙，《原野》是一齣復仇者的悲劇。農民仇虎因為地主焦閻王而家破人亡：父親被活埋，妹妹被賣入妓院，戀人金子被焦閻王強娶為兒媳，自己則被陷害入獄。多年後，仇虎逃出監獄開始自己的復仇之旅，卻在仇恨與慾望的糾葛中體驗到了靈魂扭曲的絕望痛苦……這樣的一個故事，主角不是英雄，而是一個有缺陷的人；主題不是「革命」，而是人性的困境。其主題內容已和傳統的農村題材大不相同，更別提其中對於慾望的大膽描寫。
受到美國劇作家奧尼爾《瓊斯皇》的影響，曹禺將表現主義的方法運用到這個充滿現實主義意味的農民故事中。該劇最後一幕，主角的意識活動和心理幻境被鋪瀉在舞台之上，展現出無止境的精神扭曲與靈魂掙扎。
「經典劇特別的地方，是在不斷的重演中獲取新的生命。其價值不是其中的（歷史和時代）環境是否寫實可靠，而在於其中有一些信息到今天仍然有用。」毛俊輝說，「到今天，仍然很少中國劇作家可以將人性寫得那麼赤裸。現代文字也許很大膽、很新，但真的挖掘到那麼深的卻少有。」
也許正因為曹禺戲劇的這一特點，《原野》雖是原封不動按照原著演出，但這個對於香港人而言看似最遙遠的故事，仍顯示出強大的力量。
這次的節選來自《原》劇第二幕，沒有開頭、結尾的情節鋪墊及交代，觀眾要在短短二十幾分鐘內理解仇虎、金子及焦母三者之間的複雜角力。與分別扮演三者的潘燦良、彭杏英與秦可凡聊天，他們不約而同地提到劇中人物複雜的心理和極端的性格，「曹禺如同將人逼到牆角，完全沒有彎轉。」而身處現代都市中的我們，如何去理解人物處於當時環境下所面臨的沉重負擔？或是潘燦良口中「精神分裂」甚至「變態」的複雜心理？對於演員與觀眾，雖是挑戰，也是最好的戲劇享受：如同處身原野，遠處傳來潑野、絕望而濃烈的人性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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