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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秀枝
星期天逛古玩城舊書攤時,見到一名小青年從書攤上拿起《蕭乾自述》一書。剛打開書,站在他旁邊,被他稱為「老師」的中年人便瞇著眼搖著頭說,蕭乾這本書不看也罷,他這個享有大名的知識分子太擅長明哲保身了,不說真話。小青年很尊重老師的意見,隨手放下書,到別的書攤轉悠去了。
我家中也有大象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李輝主編的《蕭乾自述》這本書,而且還仔細閱讀過,印象也深刻。聽到中年人對蕭乾先生的評價,我是不以為然的,但由於彼此之間係陌生人,自然不便於移步向前,懇請與他討論一番。雖然口中沒有與陌生的中年人進行討論,但心頭總是放不下這個事,總想說說我的看法。
我覺得,多的例子不用舉,單憑蕭乾先生在《蕭乾自述》一書中對自己曾經經歷過的兩次重大選擇的原因的解釋,就不能說他不說真話。
一次是歐戰期間他為什麼去英國。蕭乾1935年大學一畢業就進入《大公報》做編輯、記者,1939年歐戰爆發前夕,經人推薦,倫敦大學東方學院聘他去任教,但待遇不高,路費還要自籌,一些朋友都勸他別去。然而,《大公報》的總經理胡政之聽說此事後,主動表示由報館給他墊路費,並要他將來用為報館寫通訊的方式還款。蕭乾拿到路費後,半夜裡又讓賊給偷走了。胡政之知道後,又令報館財務處再支給蕭乾一筆路費。8月31日,蕭乾乘遠洋船出發,出發後的第三天,乘客們就聽到了英法對德宣戰的消息;船行到新加坡後,大部分中國乘客都改變了主意,不再往西走了,只剩下兩個中國乘客,一個是在荷蘭阿姆斯特丹開飯館的老闆,一個就是蕭乾。蕭乾說,此時,他面臨著返回香港還是繼續往西走兩種選擇,最後還是硬著頭皮往西走了,原因很簡單:回香港,那雙份路費拿什麼賠?
另一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他為什麼回到北京。1949年春天,劍橋大學中國文學系系主任阿倫親自到香港勸說蕭乾去講授現代中國文學課,並允諾只要蕭乾接受邀請,劍橋不但負擔他全家的旅費,還要給他終生職位。蕭乾說,他經過一番思想鬥爭後,作出了回到故鄉北京的決定;之所以這樣,是因為自己少年時見到過「白俄」的悲慘結局,內心深處害怕自己也會淪落成一個無國籍的流浪漢,成為喪家之犬,絕不是後來有人稱道的那樣「堅定不移的投向革命」。
無論是去英國還是回北京,蕭乾所解釋的原因都屬於動機一類,而動機,又是隱藏於個人內心深處的,他人既看不見又摸不著也猜不透的主觀現象。正因為動機看不見摸不著猜不透,許多人在談及自身行為的動機時,常常是盡可能地往好處、高處說,比如,某位活動於市井的小人物在眾目睽睽之下做了錯事後,會手拍心口向周遭人表白,自己是好心做了壞事;某位位高權重的大人物做下了實在遮蓋不住的壞事後,他自己或者左右人等便宣稱:做這件事的動機絕對是崇高的、偉大的。如此一來,錯事、壞事本身就很有可能被忽略,做了錯事的小人物就會被原諒,做了壞事的大人物還會被歌頌。
依照上面的邏輯,蕭乾在回憶自己人生中那兩次重大選擇的動機時,他如果寫到:1939年,自己義無反顧地朝著炮火中的英國走去,是源於新聞記者的職責,是想把歐洲戰場上的消息發到中國,我們也沒有理由不相信他,因為他確實寫下了許多出類拔萃的新聞,向中國同胞報道了歐洲戰場的戰況;他如果說:1949年,自己回到北京完全是嚮往革命,是服膺共產黨的領導,我們也很難懷疑他,因為這種嚮往與服膺在當時是一種潮流。
當然,我不知道舊書攤前那位陌生的中年人所界定的「真話」是否包括我所說的這一類。不過,我認為,能將別人不了解的心理動機原原本本地說出來,而沒有換上個更「高尚」點的,在我們這個社會中,很多人未必能夠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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