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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惟有在香港社會與中央之間、香港社會內部不同政治派別之間，建立起符合「一國兩制」的共同價值，香港全面普選才「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才能為香港長期穩定繁榮提供可靠保障，才是「可持續的」民主政制。
在《香港普選的必要條件》（載2007年5月15日本欄）中，我引證了關於香港居民身份認同的民意調查結果，此類民意調查自香港回歸以來一直進行，具有一定意義。但這不意味著我完全同意有關調查設置的問題。把「香港人」和「中國人」作為兩個相區別的選項，不難理解；把「中國的香港人」和「香港的中國人」作為兩個相區別的選項，容易引起歧義。有關調查機構應對「中國的香港人」和「香港的中國人」兩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有何區別做清晰說明，否則，受訪者根據各自不完全相同的理解來回答，削弱了有關調查結果的嚴謹和可靠性。
「中國的香港人」與「香港的中國人」二者是統一的
在2000年8月出版的《香港跨入新紀元的腳步——「一國兩制」的最初實踐》中，我已指出，就身份認同而言，「中國的香港人」亦即「香港的中國人」，二者是統一的。「香港的中國人」是指，根據「一國兩制」，香港居民享有《基本法》所規定的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的權利，享有除外交、國防等以外的高度自治的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持有人較之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持有人在更多國家或地區享有免簽證的待遇，便是「香港的中國人」較內地的中國人享有更大自由的證據之一。然而，「香港的中國人」畢竟是中國人的一部分，是「中國的香港人」。這不僅緣於血統，植根於中華民族悠久歷史和文化傳統，而且體現在《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所規定的作為中國公民的若干權利和義務上。我主張將「香港的中國人」和「中國的香港人」相統一，不僅基於香港回歸祖國的政治現實，而且基於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
公民或居民的身份認同反映觀念和情感
有人問：香港居民身份認同的多樣性不正體現香港社會的多元化，為什麼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以中國人為主體的永久性居民確立「香港的中國人」亦即「中國的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的確，香港居民身份認同多樣性是香港社會多元化的一種表現。總的來看，香港社會多元化應當肯定，但這不等於香港社會多元化的任何具體表現都會一成不變或者都應當一成不變。恰恰是在居民身份認同上，歷史形成的多樣性應當隨著香港回歸祖國而逐漸凝聚成一個主流的共同的認同。因為，公民或居民的身份認同不是別的，而是指他們如何理解自己與所在地方和國家的關係。
國籍是身份認同的標誌。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國籍構成頗為複雜。20世紀80-90年代大量香港人移居西方國家，嗣後，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取得外國籍後返回香港。九七前英國推行「居英權計劃」，不少香港的中國人加入了該計劃。雖然中國政府早在中英兩國關於香港問題聯合聲明的中方備忘錄中申明，原係「英國屬土公民」的數百萬香港人都是中國公民，九七後，許多香港居民申領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但是，仍有相當一部分人繼續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
公民或居民的身份認同反映觀念和情感。英國管治香港長逾一個半世紀，許多香港居民長期接受西方文化熏陶，其觀念和情感不可能不被打上烙印。香港的大部分中國人家庭本身或上一代來自內地，不同程度地跟半個多世紀來內地的政治變遷或社會動盪有關聯；對於內地不同於香港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不少人不同程度地持有疑慮甚或恐懼。
只有具備了共同信奉的基本價值普選才有條件
在《把焦點引向為普選「創造條件」》（載2006年10月10日本欄）一文中，我引證了當代美國著名政治社會學家西摩．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一書中闡明的一個重要觀點，即所謂「合法性」（legitimacy）的本質是強調政治生活中基本價值的內在一致性。（參閱中譯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年出版，第53-58頁）換言之，當一個國家或地區以普選方式來產生公權力機構時，這個國家或地區應當具備了為全社會共同信奉的基本價值。香港也一樣。惟有在香港社會與中央之間、香港社會內部不同政治派別之間，建立起符合「一國兩制」的共同價值，香港全面普選才「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才能為香港長期穩定繁榮提供可靠保障，才是「可持續的」民主政制。而這不正有賴於香港居民確立「香港的中國人」亦即「中國的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本欄每周二刊出) （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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