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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每當談到香港繁榮和穩定的基石時，經常都把法治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由於內地曾經歷過「和尚打傘」的年代，因而對香港的法治特別重視，並期望國家的民主法治能與經濟發展齊頭並進。
英國的法治觀念對香港影響極其深遠，英國的法治觀念是社會文明積累的成果，而香港市民尊重法治的傳統也是要經過教育和社會討論才慢慢形成的。近年香港社會有不少爭議事件是透過法律解決，其產生的社會教育效果往往較靜態的法治宣傳教育來得更有效。例如當年警方與新成立廉政公署的衝突、基本法醞釀的過程等，雙方激辯的論點及最終法理的決定都使公眾能從多角度剖析問題，並認同合乎法理的決定，從而進一步增強了公眾對法治的尊重和信心。
三個部門資源被濫用
當公眾對法律的程序越來越熟悉之際，企圖用司法程序去抒發個人不滿的情況亦開始普遍。在美國，律師主動接觸當事人及以打贏官司然後與當事人對分賠償，是事無大小均興訴訟的一個推波助瀾的主因。在香港，投訴程序的簡易及法律援助的低門檻，既方便了真正的苦主，但同時也易於為別有企圖的人所濫用。
近年有三個與法治有關的部門，都在不同時期對機構資源被濫用而公開表示吃不消。以廉政公署的行動組為例，近年經常會收到有關大廈業主立案法團貪污的投訴。這些糾紛可能源於部分業主不滿法團，或因法團內部出現派系鬥爭，為了打擊對方，投訴通常都會針對法團基金的使用，或維修招標程序和價錢是否過高等。這些投訴背後其實多數只涉及溝通上的誤會、程序上的混亂或人事的糾紛，未必與貪污和犯法扯上關係，但只要有人誤用或濫用投訴程序，廉政公署便得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去調查。據了解，實質上真正構成貪污的案件只佔少數。結果有限的資源部分被迫放在這類糾紛之上，廉政公署就反而不能集中精力處理大案。
另一個典型例子就發生在影視及淫褻物品審裁處，最近中大學生報情色版被評為二級不雅後，引發了一些人投訴《聖經》和《莎士比亞全集》等宗教及文學經典同樣不雅。這裡除了反映一些人無聊及惡作劇外，也可能由於有人不滿裁決的標準和結果，但他們不選擇採用司法覆核來跟進事件，反而是用挑起處處火頭的方法，濫用了投訴機制。
終院：不應用法庭解決政爭
第三個例子發生在高等法院及終審庭。首席大法官曾經不止一次表示對政治人物利用法庭裁決來解決政治爭議是不恰當的，這不但浪費司法機關資源，把法庭捲入政治紛爭，也混淆了政治與法治。
怎樣才可以促使公眾遵守法治而又不會濫用司法程序，看來要從公民教育入手。有關的司法機關應主動向公眾提供清晰的指引，並就具爭議性的案例及濫用司法程序的反面教材引導公眾討論，讓公眾認識裁決的準則及掌握濫用司法程序的界線，讓大家明白自己權利的同時，也懂得自己的責任和社會標準的界線。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近年有不少香港市民十分關心公民社會的建立，很多社會議題都誘發社會廣泛以至激烈的討論，本來多元角度是有益及有建設性的。但社會上有少數偏激的人士，經常以「公民抗命」自居，動輒以不合法的行動衝擊社會多數人的底線。這種以本身「道德」和價值去挑戰法治的做法，稍一不慎，將會導致社會充斥著「自以為是」的意識，也破壞了我們建立的法治傳統。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校長 戴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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