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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孝陵
吳潤凱
順治二年（一六四五年）五月，多鐸率軍平江南，隨後即行祭謁明孝陵。從此，明朝官方拜謁孝陵的儀式被清廷接手了。而祭祀權的失與得，事實上正是統治權淪喪與重新分配的一種表徵。可憐的朱元璋至死也不會料到，在他身後二百多年，還要接受夷主的祭饗，想不食清粟都不行。
清朝諸帝，尤其是康、乾二帝，猶時時親謁孝陵，或遣官祭祀。江山易主，秩序重整，清主以無聲的舉動昭告了這一事實。謁陵在此變為一項政治表述，而且往往不僅止於此，其背後常有更深的意圖。
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康熙第一次南巡，過南京，於十一月初二日率領文武大臣親謁孝陵。難得的是，康熙並非以一勝利者的咄咄逼人的姿態來完成謁陵之舉，而是備極禮文，畢恭畢敬。王士禛《池北偶談》詳細記錄了康熙謁陵的程式：「上由甬道旁行，諭扈從諸臣皆於門外下馬。上行三跪九叩頭禮。詣寶城前，行三獻禮。出，復由甬道旁行。」如此的低姿態，自然贏得了江南故臣與百姓的廣泛好感。王士禛稱：「父老從者數萬人，皆感泣。」張玉書更在《聖駕詣明太祖陵頌》的序文裏將此譽為「千古盛德之舉」，「于時垂白之叟，含哺之氓，罔不感仰聖仁，至於流涕」。
謁陵收得良好的政治效果，這正是康熙所寄望的。此後，康熙歷次南巡，除第四次遣大學士馬齊代祭之外，均親自祭謁孝陵。其中，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年）第三次謁陵，康熙作《過明太祖陵有感》一詩，稱朱元璋「拔起英雄草昧間，煌煌大業豈能刪」，為此，特御書「『治隆唐宋』四大字，交與織造曹寅製匾懸置殿上，並行勒石，以垂永遠」。據說，這一次謁陵，在省文武官吏與闔城父老子弟，聚觀如堵，都說：「鑾輿三幸江南，不獨黎元比屋被澤，即山川百神，亦罔不欣悅而加禮，明陵尤屬曠典。大聖人行事，真足超軼百代。」由此可見，清主雖為謁陵而來，但整個事件的中心已由孝陵轉向謁陵人了。這一點與遺民的謁陵形成極大的反差。
乾隆承乃祖遺風，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位期間曾六下江南，六謁孝陵。其謁陵盛況比起乃祖亦絲毫不為遜色。而且，由於其本人雅好詩文，所以留下更多的謁陵祭文和詩作，這對於我們理解乾隆及其清代諸帝禮重孝陵的心理動機很有裨益。
誠然，正如康熙謁陵所產生的政治反響一樣，清帝禮重孝陵乃至親自謁陵首先追求的是文化歸化與滿漢認同。清軍入關遭受普遍抵抗，特別是文風阜盛的江南一帶的浴血奮戰，主要原因並不是基於王朝興替的動盪，而是源於滿族的夷主身份為漢族文化所不容。當清廷明白這一點之後，他們便由最初的殺戮而轉向拉攏。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主動接受中原文化，改造自己的民族性，消除夷夏、滿漢的分野，以求在文化上將自己打扮成合法的繼承者。康、乾南巡固然有逸樂的一面，但也是進行政治與文化表述的大好時機。明孝陵為此提供了舞台。借謁陵來闡明正統性與合法性是最好不過了，這就有如直系親屬之祭祖。乾隆在謁陵祭文中寫道：「殿宇常新，緬勝國開基之烈；松楸勿翦，見我朝列聖之仁。」就此，前朝與我朝的承續便被渲染得尤為順理成章了。
其次，謁陵之舉在讚頌明太祖「治隆唐宋」、「開基定制」，更在表明晚明的腐敗無能實是禍國的淵藪。「開基洵是過唐宋，繼業無能鑒夏商。形勝不須矜壯麗，惟天佑德慎周防。」（乾隆《謁明太祖陵》）清軍的入關在此被自我美化為商湯、文王之舉，而這兩次上古革命的合法性早為士人論定。
就算退一百步來講，「嬗謝都關天運乘，攘除非自本朝興。代為翦逆當方革，豈是因危致允升」（乾隆《謁明太祖陵》）。一來帝德天命說古已有之，明朝之亡在天而不在人事；二來崇禎之死乃死於逆賊李自成而非清軍，清軍入關趕走李自成軍，儼然可以明朝的復仇者自居。
應該說，乾隆及其乃祖的謁陵策略與政治言說是成功的。在他們的治下出現了康乾盛世，局面的互動無形中消解了清初遺民的持續影響力。在康雍乾嘉時代，士人謁陵的直觀感受大體上已由清初遺民的「異代灑淚」一轉而變為明代歷史的旁觀者了。這時的士人秉承康、乾謁陵的精神，對於明孝陵，表現為吊古鑒今的姿態，對於當今聖上，則成為完全的歌德者。
康熙時人陳鵬年《再謁孝陵》將康熙謁陵的境況置於「山河故國事全銷，黃屋青丘鎖寂寥」的蕭瑟背景下，因而對清主的感恩戴德之情就不難理解了：「今王崇禮事非常，榱桷重新俎豆香。聞道乘輿親拜謁，遂令守土飭蒸嘗。黃封十幅褒彌重，青史千年道益光。不獨普天皆感泣，端知玉曆格穹蒼。」而此時孝陵讓他灑淚的緣由，只在於興亡的殷鑒：「瞬息興亡金鑒在，不勝吊古淚沾巾。」
像陳鵬年一樣的士人並不在少數。清初的血腥記憶在這些隔代士人的心中已經很難泛起波瀾。這也難怪，他們及身所見均是清主的開科取士、禮賢遺民、拜謁孝陵等漢化政策，他們沒必要放棄一個盛世，而去尋覓一個幾乎不存在的理想國。清朝前期諸帝統治的成功之處，就在於利用了前朝的歷史資源，軟硬兼施，終於獲得了漢族士人的暫時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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