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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嵐
香港說小不小，說大也不大，一條新聞很快就能在這個城市鬧得沸沸揚揚，廣播處處長朱培慶在「私人聚會」後躲於「艷女」背後逃避傳媒拍攝的事件引起各界質疑，才過兩天，當事人現身會見傳媒，在一片晃眼的閃光燈前宣布，已經向特區政府表達了提早離休的意向。不過，他一直以「私人活動」為理由，拒絕透露當晚「艷女」的身份以及回應他曾否「召妓」的問題。
有朋友看著電視說，一件這樣的事引起這麼多人關注，變成頭條，大家的生活實在是太悶。悶歸悶，香港公務員體制之所以被人信任，就是因為事無巨細都被嚴格要求。相信電視前的許多人都有好好想這個問題，相信也有人暗暗捏著一把冷汗。
在古代，政府官員的生活比現在要輕鬆很多，在有些朝代，別說「私人活動」，就算有公開的緋聞，當事人不但不用躲避，甚至還會自己添油加醋寫下來，變成「美談」和「佳話」。
不說別的，就說典雅的宋詞，許多就是當時士大夫和歌妓之間逢場作戲的創作。晚唐五代以後，詞常常被用在宴樂時讓伶工歌妓歌唱。宋代文風很盛，官員大多是有高度文化修養的士大夫，他們的享樂方式通常是輕歌曼舞，淺斟低唱。宋初宰相寇準生活豪侈，女伶唱歌，唱一曲就賜綾一束。又如晏殊喜招賓客宴飲，以歌樂相佐，然後親自賦詩，他那句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台」，有種站在繁華之外的寂寞意味，被數代傳唱。地位高的士大夫大多蓄家伎，像姜夔在范成大家作客，范因激賞其詞而贈予歌女一名。地位低的官員也有官妓提供歌舞娛樂。歐陽修、張先、蘇軾等詞人為官妓作詞的事，詞話中屢有記載，不盡是出於虛構。歌台舞榭和歌兒舞女既然成為士大夫生活中的重要內容，滋生於這種土壤的詞就異常興盛。
閱讀宋詞時便會注意到，宋代的許多名臣，包括歐陽修、司馬光、蘇軾、辛棄疾都寫有歌妓詞。宴遊時有歌妓唱詞；相別送行時有歌妓唱詞，歡聚良辰節日、品酒、喝茶、賀壽都有歌妓唱詞，這種風氣在當時相當普遍。《全宋詞》中有關樂舞詞共六百餘首，基於宋代擅長音樂歌舞的大多是歌妓，因此可以肯定地說，這六百餘首都是歌妓詞。據統計，《全宋詞》中直接提到了「妓」字的就有146次，還不包括「歌姬」、「念奴」、「小蠻」、「樊素」、「秦娥」、「吳娃」這些作為歌妓代稱的詞。
為什麼宋代湧現那麼多歌妓詞呢？第一個原因是，宋代初期「承平日久，國家無事」，建國不幾年就出現了「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辟」的局面。農業及手工業的發展又直接刺激了城市商業經濟的繁榮。北宋城市解除了由唐以來的坊市制及夜禁。於是日市不但不再限時，還出現了夜市、曉市和「鬼市」。宋代城市商品經濟的繁榮，酒樓妓館的勃興，為城市的文化娛樂生活提供了物質條件，也為整個社會的逸樂風氣提供了沃土。
第二個原因是北宋政府對文官的溺愛。為什麼說是「溺愛」？我們來看看。清初學者趙翼在《二十二史札記》中記載：宋朝「恩逮於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大量財富被從民間集中起來，作為文官階層優厚待遇的保證，宋代官員的俸祿在整個中國古代史上是相對最高的。宋太祖曾鼓勵石守信「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這種用物質享受籠絡官員的做法延續了整個宋代。官員們既有豐厚的俸祿，以滿足奢華生活的需求，這種生活方式又可以避免朝廷的疑忌，於是縱情享樂之風盛行一時。宋代官員閒暇時間亦較前朝多，他們全年的節假日有124天之多。宋真宗更「許臣僚擇勝燕飲」。有足夠的物質保證，有大量的暇餘時間，有皇帝的政策鼓勵，官員私人生活放蕩風流便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
我們要了解，在宋代，官員和歌妓往來不是什麼需要避諱的事，因為宋代官方本來就有歌妓制度，不過這裡說的妓，並不是現代的意義，而是歌女的意思。官方管理歌妓是從唐宋時期開始的。隋朝時隋煬帝設立了教坊，廣納歌舞藝人，教授歌舞曲藝，在大小宴會場合表演。唐朝沿襲了隋朝的教坊制度，唐玄宗更是擴大教坊機構，教坊藝人達到一萬一千四百多人。張藝謀的電影《十面埋伏》開頭，章子怡扮演的角色就是教坊中的歌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於是各級地方政府：道、方鎮、府司、州縣軍鎮都設有官妓，每逢節日宴遊，迎送官員，招待賓客，都要分配歌妓前去歌舞陪侍。
這種風氣一直延續到清朝，直至雍正皇帝下令全國廢除樂籍制度，國家不再正式供養歌妓。《大清律例》也明確禁止官員出入青樓，雖然現實上沒能對官員的舉動產生多大影響，但畢竟從那以後，國家制度本身已經對官員在公私場合的行為劃定了界線，這是文明發展的必然。到了現代，不論是出於廉政的要求還是法律的限制，以及女性權利不容歧視的觀念已被普遍認同，總之，歷史上士大夫的「美談」如果發生在今天的政府官員身上，就是絕對的醜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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