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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啟章撰寫《同代人》的評論集。
「中國歷史上有一種說法，叫『同年』，指的是同年考科舉的……或者說，有同代人的感覺。董啟章曾寫過同代人的評論集，駱以軍的作品中也有過類似的概念，一個在香港一個在台灣，怎樣來看待這種同代的關係？」主持梁文道這樣的開場白，引出在書展講座中的兩位講者：董啟章及駱以軍。
兩人均是1967年出世，開始發表作品的時間都是上世紀90年代初，所關心的，有不少類似，甚至重疊的東西。作為港台兩地40歲這一代中，最出類拔萃的小說家之一，董啟章 x 駱以軍，同代書寫的，是怎樣的一個世界？大會雖以「香港台北雙城凝望」為主題，在文學與創作底下，若隱若現。 文：武 俠
「認識駱以軍不算很久，但感覺非常親密，可能就是同代人的感覺吧。」董啟章說，兩人的作品其實並不相似，至少在寫法上，是截然不同的風格，然而在面對文學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二人站在同一個時代，面對著類似的境況，董說：「我們是走在一條相似的文學道路上。」
1967 一個時代的降臨
1967年，或許，是一個很重要的年份。董啟章、駱以軍出世，還有，同代人之中同樣備受矚目的，還有生於1967的黃錦樹。
董啟章續說：「在台灣或香港這樣一個高度發展的社會中，從事文學是怎樣一回事？甚至我沒見過的黃錦樹，我們一起從事著文學，是很相似的地方。」
這番話引起駱以軍的共鳴：「台灣一些文學獎的影響力慢慢地越來越式微，但在過去十多年來，打造了很多文學家。這些得獎者在這一段時間後，當年的得獎似乎會變成一個很標誌性的東西……當年大家拿文學獎時都是二十幾歲的少年英雄，參賽的作品就像一個宣言，宣告新時代的來臨，舊時代的結束，像黃錦樹的《魚骸》，像董啟章的《安卓珍尼》。」
所宣告的時代，或許，是一個頹敗社會的誕生，像日本戰後的作家一樣，左翼思想的消退，右翼思想的抬頭，作品中所呈現出來的頹敗，是昔日古典美學的一去不返。同代人的書寫，初試啼聲的作品中：「大家的第一部作品，更多的是短篇小說集，都是極尖銳、極敏感、極豐富、極前衛的。」
即使後來的台灣文壇，出現不少與駱、董同代的作家自殺者眾，「活下來的，就像後來的董啟章一樣，在作品中寫關於救贖、小宇宙的東西，還有他作品中龐大的百科全書的野心。他已經不是個人的身世，而是一個時光的載物，像一個考古學的東西，我們在時間裡感受到，如董寫到的董富、龍金玉，寫到科技的發展，那本書我讀得如痴如醉，是一道很難超越的高牆。」
從來不是貴族
「我好像同時處於兩個不同的狀況。」在台灣獲得文學獎而備受注意、不少作品在台灣出版的董啟章，談到自己仿如同時處於兩個文壇，經歷著文學在兩地的境況。即使他並不認識那些自殺的作家，卻深深感受到他們的感覺。只是，文學之於台灣及香港，有著不同的遭遇，或許，董啟章如此說，現在的台灣作家，是沒落的貴族；香港，卻從來都不是貴族。
「戰後第一代作家，在他們的時代，作家仍屬於貴族。雖然在他們的時代，社會並不安寧，但文學仍有地位、有意義。當時作為一個作家，會受到一定的尊重。但我們這一代的作家，有說是『沒落的貴族』，同樣坐上文學這條船，處境已經不同了，作家的自我定位有各種困難、懷疑。」
這種情況，香港作家或者難以理解，因為作家之於此地，「作家從來不是貴族，從劉以鬯開始就是艱苦的。雖然同樣困難，我們好像沒有台灣的那種壓抑，或者反應沒有那麼激烈，但我同時也感受到台灣的狀況。我不認識駱提到的作家，但聽到他們的消息，還是受震動，好像自己親歷了這樣的感受。」
或許，地域的差別，造就兩地作家不同的遭遇，然而，同處於這個時代，該如何去審視、把握住時代的話語。董啟章的新作《時間繁史．啞瓷之光》剛推出不久，有好評的，也有批評的，他從中所呈現出來的文學的野心，對於前一代人來說，也許，有著不一樣的效果。
以危機處理危機
「我的新書出來後，有些前輩批評說架構好像很大，但所處理的時代危機其實非常單薄。」只是，董啟章說，前輩作家們在處理時代、歷史題材時，所用的是沒有危機的文學，也可以非常盡性地利用文學。
「雖然我們仍然在用文學去處理同一個題材，但我們所用的其實本身就是一個危機。要用一個有危機的東西去處理這個時代的危機，這是我們這一代的困難。」從事文學，但文學本身也是要處理的危機。
在這種局面下，作家所思考的，已不能是單純文學的問題，或者，不單純是文學承載著怎樣的一個社會的意義。
這種狀況，或許，當某次王安憶在台北問駱以軍這樣一個問題時，雖然不同的問題，所揭示的，卻是一個類似的面向。王安憶問：「你們新一代的小說家，還有說故事的能力嗎？」
這種情況，就如數年前聯合文學獎的評審們，撰文批評新一代作家們只懂得寫「肚臍眼文學」，著眼的是私密的、個人慾望的東西。
「現在文學獎短篇小說的限制是四千字，但我們以前是兩萬字。對於四千字的限制，年輕作家們還是很認真，就像在一個畸形的花園裡，努力去栽種出有模有樣的小植物來。當然寫作比較大型，或者複雜的題材很難，但還是有寫得很好的。」
經驗的消亡
問題是，如今的文學與故事似乎變成不是必然的關係，甚至當這個世代的「故事」充斥著每一個角落，媒體把故事不停提供給受眾。文學的材料，又是甚麼？
董啟章的作品一直思考「人物」的關係，不論是《體育時期》、《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或《時間繁史．啞瓷之光》，或駱以軍在《我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的作品中，談到當中人物與他們真實生活中身邊人的關係，又是如何？
「有人說我太覺得自己是作家，太覺得自己是在寫作。但問題是，我們在寫作時，運用這些材料，而這些材料並不單單是材料，因為作家和他的人物的關係，也延伸到生活中的關係……把生活裡的一些經驗、人物放進小說裡，那這些人物跟真實的人的關係是怎樣？」董啟章說。
這一種關係，正如駱以軍同樣在作品中書寫他的父親，通過作品描寫他父親記憶中的台北，甚至虛構他未來的兒子對他的回憶。
董啟章說：「我們這一代成長在一個相對平穩的時代，跟上一代經歷的社會變動很不同。我們沒有直接經驗過，但不代表我們沒有感受，或者沒有企圖去處理這些東西。問題是，我們怎樣去關心我們以外的東西？這種關心不是很直接地要去找資料，而是接通自己跟歷史，跟世界的關係，但我們不能一步踏去另一個層面，所以寫作時無可避免地要以不直接的、複雜的方式，把我們的經驗表現出來。」
可悲的是，或許，我們的時代經驗已經消失，好像旅行社的廣告，宣傳著各種的體驗時，其實我們對於其他地方的體驗，更多的都是局限在一種外界所提供的「印象」之中，任由體驗外界給予我們的「體驗」。
「最差的是經驗本身，作為認識世界的手段都消失了。」梁文道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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