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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故事圖》。 資料圖片
吳潤凱
對道學家而言，明清兩代無疑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在這五百年間，程朱理學從官方的強勢意識形態，逐漸下滲成為百姓日用禮俗的指導，「存天理，滅人慾」的唯道德主義說教塑造了一批批節婦烈女、忠臣孝子。但與此同時，官方對慾望的專門強調與極力打壓，終於在中晚明之後產生了持續的激烈反彈，縱慾主義、情色思潮一時氾濫不已，衍成風氣。
《金瓶梅》的故事背景雖然假託在宋徽宗年間，但書中所反映的情慾生活與情色觀念則是明代人的。蘭陵笑笑生在小說開篇以道學家的口吻警告世人不可縱慾過度，否則結果不堪設想：「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裡教君骨髓枯。」隨後，作者對好色之徒西門慶的淫逸生活展開了繪聲繪色的描述，其中即包括了許多通姦、性愛等隱秘細節的刻劃。故事的結局是西門慶縱慾身亡，他身邊的女人也都下場不佳。作者如此安排肯定煞費苦心，以華麗的道德說辭來掩蓋通篇赤裸裸的慾望與性情，希冀能夠堵住道學家的口誅筆伐。但是，作者的「陰謀」顯然不能得逞，《金瓶梅》一直受到衛道士們的禁毀。相反地，剝開道德的外衣，書中落力最深的逸樂場景，才是作者的本意，這也使得該書成為文學的典範。
明清兩代步《金瓶梅》後塵的情色小說可謂多矣，它們在尋求性刺激與感官愉悅上日益誇張到極致，但在文學成就上均不能超越前者的典範意義。這些作品大多遵從說教與縱慾的敘述模式，將主人公的結局設計成死亡或者懺悔這兩條歸路。這種刻意的安排恰好展示了當時性觀念的緊張對立。一方面，官方著力於保守性觀念的宣揚，兩性的隔離與女性的封閉等一系列措施付諸實踐；另一方面，理學的教條化與僵硬化激發了士大夫的反感情緒，兩性關係的重新定位成為他們思考的起點。李贄就曾帶著挑戰權威的語氣說過：「成佛征聖，惟在明心，本心若明，雖一日受千金不為貪，一夜禦十女不為淫也。」這種說辭顯然也有矯枉過正之弊，從而給縱慾思潮的氾濫提供了理論依據。當然，堂皇的道德外衣還是需要的，不論是「良知」還是「童心」。
明末清初的張岱在〈自為墓誌銘〉中回憶了自己早年的生活習氣，我們不妨將此視為當時士人的世俗慾望與風尚追求：
「少為紈懓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囊詩魔。」
這諸多愛好可以作一個簡單的劃分，如古董、花鳥、茶、橘、書、詩等等是傳統文人所熱衷的，也在傳統的道德尺規之內；但如美婢、孌童之類，則逾越了傳統的道德底線，是背德的行為。然而，正是在這樣一個時代，這兩類截然的事物可以很好又很矛盾的統一在一幫士人身上，成為他們追逐的對象。晚明之後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世俗消費主義的盛行，可以用來解釋士人的這一心態，但並不全面。應該說，士人熱衷於都市慾望的表達，恰恰是對正統禁慾理念的集體反叛。在此基礎上解讀明清士人的慾望風氣和情色敘述，也許才不至於隔靴搔癢。
懷疑為李漁所作的《肉蒲團》（又名《覺後禪》）在放縱的色情描述中對理學的道德教條進行了顛覆與嘲諷。小說中，男主人公未央生通過春宮畫冊重新塑造了道學家的女兒玉香，使她情竇大開，兩人遂極盡枕席之歡。作者借此情節宣揚的是，人慾對於天理的勝利。而且，小說的結局也與《金瓶梅》奠定的範式大異其趣。未央生並沒有遭受西門慶那樣的及身之禍，而是因縱慾而悔悟出家，最終修成正果。在這裡，作者要表明的是，只有坐在肉蒲團上方能獲得覺後禪，從而賦予了慾望與情色的合理性地位，與禁慾的官方意識形態公然對抗。
當然，《金瓶梅》、《肉蒲團》這些小說由於過於露骨的性描寫而長期被禁，或以「潔本」的形式出版。但還有一類小說，在今天已經奠定了「反封建」的偉大意義而得到廣泛的讚譽與流傳，我們在其中也不難發現明清的慾望與情色。這類小說（戲劇）可以《牡丹亭》和《紅樓夢》為代表。
湯顯祖在《牡丹亭》題辭中稱：「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作者在此強調的是一個「情」字。近年來白先勇致力於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編排，也是秉承了這個「情」字。至於杜麗娘在夢中與柳夢梅一見鍾情，並立即發生性關係而達到性高潮，這一齣青春的慾火與騷動所透射出來的「慾」字，則被忽略了。其實，情與慾的一體化是明清士人向來秉持的理念，難以割捨。《紅樓夢》第五回警幻仙子即對賈寶玉說：「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悅其色、復戀其情所致也。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小說中同樣用一些章節描繪了當時的慾望風氣，比如初試雲雨情、偷情、孌童、同性戀等等。這些描述未嘗不可看作對正統意識的衝擊，所以《牡丹亭》、《紅樓夢》在清代也常被列為禁書。
現代人常賦予明清的一些人物和作品以「反封建」的紅色意義，事實上，這些人和書只是恰當地記錄了當時的慾望與情色。說是「反封建」，實無其事；若說「反理學」，倒不離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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