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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高逸圖》
■黃 波
一六一六年，明代萬曆四十四年三月的一天，松江（今之上海）一處豪門宅院被上萬人團團圍住，街道為之堵塞。豪門裡作威作福已成習慣的惡僕們，這時候還不知道大禍臨頭，為了對主人表示忠心，向圍觀者拋磚撒糞，使圍觀者愈加憤激，頓時一哄而上，「外火方起，內火應之」，豪門宅院化為灰燼，家中財物被掃蕩一空，已年過花甲的主人也只得倉皇走避……
這個主人就是中國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書畫家董其昌，他在明王朝曾位居禮部尚書的高位，當時是退職大僚的身份。因董氏的地位、名望，和事件本身的轟動效應，董家被鄉民所抄的新聞曾在江南廣泛流傳，史稱「民抄董宦」事件。
關於這一事件的細節，野史雖有各種版本，但董氏父子居鄉之橫暴卻是眾口一詞的，而官修的《明史》則說，事情的起因緣於董其昌為官時不徇私情，得罪了一些有權勢的人，明顯是避諱之辭。大概修史者遇到董其昌這樣的人的確感到了為難，一方面，這人「天才俊逸，少負重名」，而且「性和易，通禪理，蕭閒吐納，終日無俗語」，一副不食人間煙火的樣子，另一方面卻又橫行鄉里，這樣的兩種面目怎能統一起來呢？其實一點兒也不奇怪，中國有史以來便多董其昌這樣的「兩面」知識分子，他們唱忠孝節義的高調，標榜「上致君於堯舜下救民出水火」是其最高理想，但在日常家居生活中，卻很可能又是一個勢利之徒。
怎樣看待「民抄董宦」事件？把這一事件置於廣闊的歷史背景下，能看到當時縉紳階層享有特權過多，民不堪命的事實。
明朝縉紳階層享有的特權包括法理上的特權，和雖無明文但事實存在的特權，前者如各級官僚和生員的傣祿、生活費，優免賦稅，政治上的特殊禮遇等等，而律無明文但事實存在的特權，就更加讓人「羨慕」了，比如只要科考得中，一個人的「老師」、「學生」、「老鄉」、「同學」等等，就組成了一張龐大的關係網，使進入本系統的人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如魚得水。用大歷史的眼光看，明萬曆中期以後，事實上明王朝的大廈已危機四伏，但作為王朝統治支柱的縉紳階層的特權卻有增無減，在商品經濟的裹挾之下，這一階層的思想和生活更是日趨腐化。他們大量兼併土地，壟斷工商業，聚斂了驚人的財富，而在致富的過程中，往往伴隨著非法的勾當。致富以後的縉紳階層，又缺乏先進的財富觀的支撐，只好去聲色犬馬、酒食徵逐。
晚明史上縉紳階層的墮落不限於哪一集團哪一個體。通常被認為道德低下的閹黨、奸臣，他們不知檢束，而那些受到後人廣泛讚揚的名臣、賢相，也往往放縱無端。張居正一代賢相，每天餐桌上「味逾百品，猶以為無下箸處」；李三才是被魏忠賢陷害的東林黨的鉅子，極富才幹，史書上也說他「豪奢」；徐階是清除大奸相嚴嵩的能臣，其子弟橫行鄉里，「一方病之，如坐水火」……
一方面是縉紳階層無所不在的特權，另一方面是在特權碾壓下廣大平民的哀哀無告。官僚和鄉紳們串通一氣魚肉百姓的事例，在晚明史上幾乎史不絕書，有的搶佔別人良田，有的濫設私刑，有的強奪他人妻女，有的胡亂殺人甚至滅人滿門，最後在君主親自過問下也大事化小，比如有兩位大學士（略相當於宰相）的兒子在老家殺人，其中一位糾集暴徒，「屠滅居民三十餘家」，主兇最後都被免死，皇帝還怕大學士傷心，特地下詔慰勉一番！「民抄董宦」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發生的，而類似事件，在晚明史上並非孤例。和董其昌同處江南的另一位大臣顧秉謙，鄉民就曾「焚掠其家」，顧秉謙躲在漁舟上才倖免於難；而位居大學士的周延儒，其祖墳甚至都被憤怒的家鄉父老發掘了。舊時史家記錄這些事件時，也要禁不住發出內心的感慨：「其肆毒積怨於民可知矣」！
在「民抄董宦」等一類事件中，激怒民眾的具體細節究竟是什麼已經不那麼重要了，重要的是應該看到身處特權碾壓中的民眾，其怒火在地下蓬蓬勃勃運行，以尋找突破口的可怕現實，而具體細節在這裡起到的只是一根導火索的作用。因為特權階層只顧享樂，衰敗的明王朝沒有給民眾提供發洩積怨的制度性的渠道，民眾的熊熊怒火蓄積到了一定程度，只要看似極其偶然地碰到哪怕一丁點火星，就能將其點燃，釀成嚴重的事變。
當一個階層享有過多特權時，其對社會的損害會到何種地步，董其昌的遭遇，已經給出了再清晰不過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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