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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潤凱
作為中國的文藝復興之父，胡適曾立誓「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談政治」，但是，國難當頭，匹夫有責。在中國抗戰最艱難的時期，他臨危受命，毅然出任駐美大使。中國抗戰的命運，也在這位「書生大使」任職的四年之間出現了轉機。
胡適於1910年赴美留學，師從實用主義哲學大師杜威（John Dewey）。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力行改革。次年，年僅二十六歲的胡適應召歸國，擔任北大教授。此後，他潛心學術，宣導文學改革，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堅人物，被譽為「中國的文藝復興之父」。
然而，時局的紛亂最終使胡適從純粹的學術空間中抽身而出。面對政治，他不再沉默。從1920年代開始，胡適與一幫學界朋友辦報撰文，呼籲政治改良。特別是1931年以後，國是日非，胡適、丁文江等人創辦《獨立評論》，希冀以獨立的精神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
應當說，《獨立評論》時代的胡適針對日本的侵略時常懷抱一種悲觀的論調。考慮到中國並無對日開戰的實力，他指出救國的當務之急是要促使政府與日和談，避免戰爭的擴大化。
盧溝橋事變的爆發改變了胡適的對日態度。他逐漸走上了擁護抗戰的軌道。戰火中的中國急待國際社會的理解與援助。國民政府遂委派胡適以非正式使節的身份出訪歐美，進行國民外交。
從1937年9月到次年7月，胡適走遍美國、加拿大各大城市，所到之處，會見知名人士，進行演講遊說，揭露日軍侵華暴行，表明中國抗戰決心。他的國民外交活動引起日本方面的驚恐，日本報紙對他在美國的一言一行都詳加報道，認為他的宣傳使美國的排日氣氛甚為濃烈。
1938年7月，當胡適結束在美國的活動前往歐洲時，他遇到了一生中一次重大的選擇。他在一周之內接到蔣介石的兩封電報，敦請他出任駐美大使。胡適認為，做國民外交可以義不容辭，而做食俸祿的外交官，則有悖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立場。可是，國難當頭，民族危亡，一種強烈的責任感最終促使他置國家利益於個人清譽之上。他在信中寫道：「現在國家到這地步，調兵調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沒有法子逃。」無奈的語氣中分明透露出凜然的民族大義。
9月17日，國民政府正式任命胡適為駐美大使。
「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這是胡適就任大使之後的心情寫照。
他自許為「拚命向前」的「過河卒子」，以此鞭策自己為國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履任之初，正是國內抗戰局面最糟糕的時刻，日本已蹂躪大半個中國，廣州、武漢相繼失陷。但他沒有灰心，他勉勵使館工作人員說：「我們是最遠的一支軍隊，是國家的最後希望，決不可放棄責守。」對他而言，最重要的責守就是，讓美國公開站出來支持中國抗戰，從道義上到政治、軍事、經濟上全面支援中國。
美國歷來奉行中立法案，流行孤立主義哲學，美國人在思想與情感上都厭惡戰爭，逃避戰爭，他們當然不會輕易站出來支援中國。在胡適、陳光甫、宋子文等人的努力下，終於爭得美國的幾筆借款，總額達1億7千萬美元。這些鉅款對中國抗戰前期的財經平衡與戰局支撐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由於美國未能公開支持中國，這些借款均以商業借貸的名義進行。
鑒於美國對中日戰爭的自利立場和曖昧態度，胡適提出「和比戰難」與「苦撐待變」的外交理念。他解釋說：「『苦撐』是盡其在我。『待變』是等待世界局勢變到於我有利之時！」於是，他把工作重心放到宣傳上，竭盡全力在美國朝野進行外交宣傳活動，演講幾乎每日不斷，從而贏得了美國人對中國抗戰的同情與理解。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當天，胡適接到羅斯福的電話，說日本已在襲擊珍珠港。胡適當即就明白了，他屢次向美國人民演講，強調的是中美站在同一戰線上，美國應該放棄高傲的孤立，否則太平洋戰爭遲早爆發，美國要為此付出更大的代價。現在，一切都應驗了。
胡適說：「這使我國家民族鬆了一口氣，太平洋局勢大變了。」他感到自己為國奔命的一項最重大的任務完成了，日本必敗無疑。
兩天後，中美兩國正式對日宣戰，開始了全新的戰時同盟關係。
八個月後，胡適收到免去他大使職務的電報，心中尤為欣喜。他由華盛頓來到紐約，繼續踐履當年的誓言，耕耘自己的學術園地。
胡適的大使生涯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樹立了一個典範，這就是：為國奔命，功成身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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