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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及醫療展覽會。 本報記者 彭子文 攝
黃 波
我的一位朋友冉雲飛先生正在寫一部叫做《老樹飽風霜》的大著，探討中醫在近代中國的命運。別的我不敢說什麼，「老樹飽風霜」，這個書名真是起得絕了，再形象不過地道出了中醫的處境，而就在當下，風霜之凌逼，彷彿仍然是中醫逃不過去的一個坎兒：據說在網上就有人專門徵集取消中醫的簽名，已達到了上萬人，主要意見是要採取相關措施，讓中醫在五年內全部退出國家醫療體制，使西醫成為國家唯一的醫療技術。針對這一消息，衛生部新聞發言人則明確表示，堅決反對取消中醫的說法。
要不要取消中醫？這是一個並不新鮮的話題。西學東漸以來，反對中醫的聲音便不絕於耳，尤其因為一些名人的參與，使這一事件的影響早已超過了單純的醫藥界。
受過西方科學文化洗禮的近代名人中，在我印象裡少有人支持中醫，詩人、翻譯家梁宗岱先生是一個罕有的例外，因其自小在中草藥資源豐富的山鄉耳濡目染的經歷，他不僅力挺中醫，更身體力行，堅持採藥、製藥，為人治病。而相反的例子則簡直不勝枚舉：魯迅因家庭早年的傷痛，對中醫堪稱深惡痛絕；胡適說中醫治病「沒有科學根據」，偶爾請一位名中醫治了一回病，結果言人人殊，他自己的說辭也前後不一，幾乎成為一樁扯不清的公案；傅斯年，當年為了通過「取締中醫」的提案，差點和反對者動武；……他們為什麼如此激烈地反對中醫？固然由於有人（如魯迅）曾經深受中醫師誤診之害，但更重要的，則應推原到教育背景，傅斯年一句話說得甚為到位，「我是寧死不請中醫的，因為我覺得若不如此，便對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中西醫的優劣是一個大問題，也是一個注定誰也說服不了誰的問題，因為要讓雙方都舉出一些對自己有利的證據，似乎都不太難。就現代中國人而言，不必諱言生病時更多的是去看西醫，但並非沒有西醫師感到撓頭的時候。筆者前段為失眠所困擾，請教了本地權威的西醫師，他們都很誠懇地說，除了「安定」藥片，西醫在這方面沒有什麼好的辦法。後來服了幾副中藥，按中醫師所教慢慢調養了一段，居然霍然而癒。不必憑什麼高深的學理，單以經驗而論，大概就會明白，中西醫都不是萬能的，雖然目前西醫強勢一些，但有些病，中醫藥療治可能更具效應。如果非要把中醫說得一無是處，坦率地說，那是過於低估了中國人的智慧，畢竟中醫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和積澱，其中肯定有一些經驗性的東西是自然合乎科學的。
然而近代一些名人為什麼偏偏要非常決絕地反對中醫？這實際上是近代以降「唯科學主義」思潮君臨中國的一個結果。傅斯年曾經認為，在哈維發明了血液循環之後，還要把人的身體分為上焦、中焦、下焦，簡直是對人類知識的侮辱。傅斯年他們就這樣用一把「科學」的尺子丈量，覺得中醫的理論完全說不通，到處是騙人；為了維護「科學」的神聖地位，他們甚至還會做出一些違心的事來。就拿庸醫誤診來說吧，中醫會有，西醫同樣會有。魯迅父親被中醫誤診，這種椎心之痛是見諸先生的很多文章的，而被西醫誤診的名人並非沒有，梁啟超就是一個，當年他在協和醫院割掉一腎，不久就棄世，係誤診無疑，可是梁先生至死都沒有說過協和與主刀醫生的一句壞話，後來還有人寫文章讚揚他以免給反對西醫者口實的苦心，誇獎這種「科學的態度」。其實這哪能叫科學的態度呢？誤診就是誤診，將西醫的誤診掩飾起來，這只能說是維護他們心目中的科學的面子，實在是與真正的科學精神相違背的。無獨有偶，向來不信中醫的胡適曾請中醫師治病，後來他幾乎連這一事實都要否認，羅爾鋼先生分析胡適的心態時說，他認為中醫不科學，而中醫居然醫好他，社會盛傳，「胡適怕對科學的發展有害，所以才不得不這樣說的」。
「矯枉過正」，也許這是探究近代名人與中醫的關係時常要浮到腦際的一句慨歎。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矯枉過正」的態度不僅僅表現在他們對中醫藥的認識上，他們激烈的「反傳統」又何嘗不是如此？當然，前賢自有其深切命意和良苦用心，但時代前進到了二十一世紀，的確是國人對包括中醫藥在內的傳統文化取更加平和、理性、客觀態度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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