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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像
陳魯民
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後，沒幹別的，基本上把主要精力放在兩件事上，一是大殺功臣，二是搞「普法教育」。前一件事他幹得很成功，得心應手，小試牛刀，幾年功夫就幾乎把和他一起打天下的老哥們斬盡殺絕；後一件事，雖全力以赴，殫精竭慮，卻沒有心想事成，忙活了幾十年，依舊是不法之徒四處橫行，良善百姓苦不堪言。看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皇帝也不能例外。
平心而論，歷代帝王中，對普法教育抓得最緊的人，莫過於朱元璋了。他草根出身，討過飯，當過和尚，深知底層百姓飽受無法無天的貪官污吏之苦，親身體驗過法制混亂的社會給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又目睹歷經戰亂後的「華風淪沒，彝道傾頹」，因而，自己上台後，很想在法制建設上有一番作為，還真幹了不少事情。可惜，不知道是路子不對，措施超前，還是下面的官員們不配合，百姓太「愚昧」，反正是費力不小，收穫不大。
他的「普法教育」得意之作有兩樣，一是編寫頒布了比歷代刑律更要嚴厲的《大明律》，二是以皇帝詔誥的形式發表的《大誥》，為了這兩項「形象工程」，他除了指揮一大幫御用文人外，還親力歷親為，自己動筆，尋找案例，四處宣傳，不遺餘力，確實傾注了不少心血。《大明律》形式和歷代法律一樣，無非是更嚴厲而已，最典型的是對貪瀆官員的處罰，譬如，《大明律》規定，凡貪污60襾銀子的官員，就要「剝皮揎草」，即剝皮者拿著刀子先從被剝者的後脖頸開刀，順著脊背割一道縫，然後把皮膚向兩側撕裂，皮膚被剝下後，再填上草，縫起來，這個「人皮草袋」被置於衙門裡官座旁邊，以警示後任的官員。
比較有「創意」的則是他的四篇《大誥》，計有《大誥初編》、《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大誥武臣》。這四篇《大誥》，針對全體臣民，有訓誡，有案例，有懲處規定，是一部法律條文、案例分析、道德說教混合一起的大雜燴，這種文體也是史無前例的。《大誥》辛辛苦苦編出來了，自然希望大家都能奉為圭臬，活學活用，為此，朱元璋在《大誥續編》裡規定，「斯之上下本，臣民之至寶，發佈天下，務必戶戶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遷居化外，永不令歸」。家裡如果沒有《大誥》，或者不好好學習《大誥》，就要被流放到天涯海角，真是霸道，與文化大革命時強令老百姓背「語錄」、學「最高指示」有異曲同工之妙。據說為了「戶戶有之」，一共印了一千多萬冊《大誥》，創造了印刷史上的奇跡，須知當時全國不過五千多萬人，還有一大半都是文盲。
為了讓《大誥》深入人心，朱元璋不僅多次降旨督促臣民學習，檢查大臣學習情況，還親自給群臣講解《大誥》的精神實質，命令把《大誥》列為全國各級學校的必修課程，科舉考試要從中出題。而且，獨出心裁地令各地推薦一批能熟背且能講解《大誥》者赴京表演比賽，根據表現，分別評出等級，頒發獎金，給予表彰，特別優秀者還能破格當官。據統計，全國先後有近20萬學習積極分子到京城在皇帝面前講讀，吃住行都由官府報銷。還有一條規定也很「實惠」，如果犯了罪，家裡只要放有一本《大誥》，就可從輕處罰，反之，則罪加一等。
本以為像這樣大張旗鼓至上而下的普法教育，不計成本的宣傳普及，造勢炒作，大家一定能把《大誥》溶化在血液裡，落實在行動中，口誦身行，造成一個風清弊絕天下太平的法制社會，可是，沒想到貪官並不見少，盜賊越殺越多，社會秩序也未見明顯好轉，很讓朱元璋灰心喪氣。特別是他一死，各種暫時被壓下去的社會問題又強勁反彈，《大誥》也很快就被人冷落，棄之如敝屣，以至於到清代修《明史》時，雖多方搜羅，竟然連一本完整的《大誥》也沒找到，即便是以藏書最多而聲名顯赫的江南寧波天一閣，也只有一本殘缺不全的《大誥初編》，這也真是莫大諷刺。
「理想主義」的朱皇帝，在「現實主義」面前，結結實實碰了個大釘子，其中教訓，倘能深究細研，不失為一面可「知興替」的歷史之鏡，對今天的普法教育也不無借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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