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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士大夫禪悅之風
李 飛
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土後，歷經兩晉隋唐，達到了昌盛，這中間不僅有過多次佛、道兩教的爭端，儒和佛的關係也幾度無法調和。唐朝的韓愈，豎起儒家「原道」的大旗，力主派佛，不過還是沒能扭轉佛教學說對儒家的滲透。宋明理學就是融合佛教學說的儒家新產物。在這個過程中，自印度而來的佛教，慢慢本土化，產生了富有中土特色的一派——禪宗，儒釋兩家的關係更近了。宋明兩朝的士大夫，始終試圖隱匿自己結交僧人，援引佛理的行為，偷偷摸摸，恐人詬訾。明朝滅亡之後，及至清初，士林裡卻掀起一股禪風，士大夫們紛紛參禪讀經，相引為時尚。
大儒黃宗羲就是這樣的人物。他結交僧人，主要是與和尚「論詩」。黃宗羲看不起沒有文化的「俗和尚」，正如他看不起只曉得八股舉業，卻不知學問為何物的「腐儒」。黃宗羲挖苦「俗和尚」說「余居四明山中，僧舍不啻千餘。閒時遊覽，但見有物像人，詰之，口輒動，所謂『僧』也。此曹不可與共談笑，狂於詩乎？」他認為「詩為至清之物，僧中之詩，人境俱奪，能得其至清者，故可與言詩，多在僧也」。錢謙益也喜結交僧人，他的擇友標準是「精通佛說，禪律交修」的高僧，這樣才能消解「學佛而不知儒，學儒而不知佛」的偏執。不過後來士林掀起的禪風並不似黃、錢有明確的目的。理學大儒李元陽曾在一篇序文中寫到：
故達人高士，涉世既倦，往往有托而逃。若夫為老氏而至於登仙，為釋氏而至於證果，其淡泊之操，寧靜之域，又豈淺學所能測？
明清易代，慘烈尋常，改朝換代後，遺民舊臣的心態最為特殊。臣服夷狄，背主求榮，最為儒者所不齒，於是，就有人用投身空門的方式消解不得不向異族屈服的恥辱。遺民吳中蕃在《羨僧》詩中說「世上威儀都改盡，看來不改是僧家」。明亡以後，「一腔熱血未曾冷，忠肝義膽，欲上報天子恩」或「劬勞罔極，欲酬父母深恩」的昔日士大夫，很多遁入空門，以此實現對大明舊主的「不報之報」和「不酬之酬」，這也進一步拉近了士林和禪林的距離。於是一方面有大儒提倡做榜樣，一方面投入寺廟的前朝儒士又不能全然忘懷「忠孝仁義」的儒家觀念，兩方面的作用，直接導致清初士大夫的禪風大盛。
清朝有部筆記《嘯亭雜錄》，記錄了當時京城中有個俗名王樹勳的和尚，雖然他「幼入京應試，不售，乃於廣慧寺為僧」，屬於半路出家，卻使「京城士大夫多崇信之」，其盛況是：
蔣予蒲、龐士冠等，以詞垣名流，甘列弟子之位。其餘達觀顯宦，為其（僧）門人者無算。諸名士以翰墨名流，而甘為緇衣弟子，以至遭其笞撻之辱，亦可謂斯文掃地矣。
京中名流，競相拜師參禪，甚至受僧人「笞撻之辱」，在外人看來「斯文掃地」，也終不為所動，一心念佛。清初兵部尚書王弘祚，拜師參禪，他給友人寫信說「與二三禪友講究性命之學，庶不致鹿鹿虛此一生也」；除了和僧人論道，還有士大夫到寺廟中讀書參禪，有人記下廟中僧人儒生相雜的情景：庚午夏，予讀書山中，燈火幡影之間，梵咒與書聲呼答，嘗至丙夜不休；士大夫把書齋搬到經堂，讀書聲夾雜梵咒，也是清初的一大特色。
前朝的士大夫遁入空門，半儒半僧，以「不報之報不酬之酬」曲折實踐著儒家的綱常名教，投靠新朝加官進爵的士大夫 ，亦流露出「倦於世務」的心態，這同異族主宰神州，「夷狄竊據大位」的社會現實，有著根本的聯繫。「倦於世務」底下，其實還是一顆不甘臣服夷狄的衛道之心，不過在事實難於挽回的情況下，寄情禪林，沉浸於「性命之學」，才是能讓士大夫們感到「心安」的地方。
清初士大夫的禪悅之風，到了康雍時期漸漸消退，這是因為新朝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士大夫成為了主體。雍正作為皇帝也能欣然參禪，無疑是清初禪風的餘暉。半是儒家半僧家，也只有在中國，並且是獨特的歷史階段，才能出現這樣的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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