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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日報》駐中國記者方鳳美問的第一個問題是，很多父母也希望子女當醫生或專業人士，為甚麼要當記者？方鳳美有4個姊妹，2位是律師，1位是會計，只有她是記者。
在傳統看來，記者不算是「專業人士」，只是把別人的話忠實記錄下來，但時代不同了。方鳳美最初只是因為覺得記者有趣而入行，工作令她面對很多人。後來，她明白到，她希望當一個局外人，以一個局外人的角度觀察事物。
在新加坡，她曾採訪過關於妓女被殺的新聞，了解她們的工作、生活及生命，引來當地的一些評論。雖然賣淫在新加坡是合法的，但很少人深入探討相關的事情。
最令她掙扎的，是當記者的昂貴代價，沒有免費的午餐（no free lunch），那是她在《華爾街日報》工作時的想法。
在香港工作時，她則發現一些外國和內地媒體的差異。或許是殖民地的傳統，香港人會對外國記者另眼相看，俗稱「鬼佬大晒」。另一方面，在不同的發布會上，她留意到香港記者不會問太多問題，留待發布會後才圍著重要人物，但在外國的發布會，記者總是對發布者虎視眈眈，每個人都爭著發問，希望發掘出材料。
對方鳳美來說，在內地的媒體生態中，最值得討論的是收紅包的習慣。在內地，記者要寫一個報道，受訪的機構要給他們紅包，不給紅包的話就沒有記者到場。「當他們看見我是中國人，就問我要不要紅包，我拒絕了，他們或都認為我瘋了。」方鳳美無奈地笑說：「我明白，新聞工作是貧窮的專業。」
「我在內地的一些朋友，也需要一些副業維持工作，或者聚集在一起到不同的發布會，各自為其他同行拿紅包。那是一種壓力，你不這樣做，會被視為另類，但最近內地的情況也有轉變，有些大城市的新聞組織，已不再接受紅包，這令人很感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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