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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健三
20世紀30年代，袁牧之和陳波兒可是中國影壇中大放光彩的人物！
1938年，大批上海的電影人紛紛奔向重慶，因為戰時的重慶沒有電影膠片自然無電影可拍，從而在重慶創造了「中國話劇的黃金時代」。
就在大批上海電影人去了重慶無電影可拍的同時，陳波兒和袁牧之卻雙雙奔向延安。在延安，他們不僅成為夫妻，而且創建了中國電影歷史中赫赫有名的「延安電影團」，更而且，還拍攝了一批極為珍貴、史稱文獻的電影。
筆者的父親孫明經先生，1936年，在他的恩師蔡元培、郭有守、陳裕光、魏學仁的扶持推動下，創建了中國的電影高等教育。
1949年新中國成立，袁牧之受命擔任「中國第一任電影局長」，在他眾多的計劃中，創建「中國電影大學」和「中國電影城」提上了日程。為此，他把當時居住在南京的我父親招到北京，他要為此聽取一個電影學者的意見。
當我父親站在了這對傳奇的「電影夫妻」對面時，他向袁牧之局長提出了一個長久以來就在心頭的問題：「抗日戰起，上海、武漢先後失守，原來在上海的電影人大多去了重慶，為什麼您偏偏會奔向延安？」
聽了父親的問題，袁牧之沒有回答，他十分開朗的笑起來，對陳波兒說：「還是你來回答孫先生吧。」陳波兒一聽大笑起來，他回答父親說：「牧之總是對人講，是我把他『拐到延安的』。」這話讓父親大大的不明白，看到父親一臉不明白的模樣，陳波兒對父親講：「1936年，傅作義綏遠抗戰，國人為之振奮，我從上海參加慰問團，慰問結束，1937年2月路經北京，聽說施樂（即愛德格．斯諾）在燕京大學放映他到陝北拍攝的有關共產黨的紀錄電影，於是趕過去觀看，我在電影裡看到蘇區一片新氣象，於是產生去蘇區的想法，但當時並無機會，後來和牧之接觸多了，常常和他談起這個想法，1938年撤到武漢時有機會見到周總理，我把這想法和周總理講了，總理說是個好想法，我又把牧之介紹給總理，就這樣，我們先後到了延安……」
1983年，父親開始作《中國電影教育史史料拾穗》，讓我幫他收集史料，父親講：「記得你五伯伯說過，當初他在燕京大學做《燕京新聞》的編輯時，發表過關於斯諾在燕京大學放映蘇區電影的稿子，你去查查1937年2月的《燕京新聞》，看看能不能找到你五伯伯發表過的有關陳波兒在燕京大學看蘇區電影的報道。」沒想到，我去一找還就真的找到了。
《燕京新聞》非常有趣，我掃描了一份報頭和1937年2月9日的報道，請70年後的人們一起來看看吧！
（本欄策劃、約稿：北京新聞中心 李煜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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