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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存准
乾隆元年（一七三五年），「遷都察院左都御史」孫嘉淦在清高宗弘曆登基之初，就向乾隆皇帝上《三習一弊疏》，獲乾隆「嘉納，宣示」，滿朝亦為之動。《三習一弊疏》被後世稱為「大清第一名疏」。
孫家淦在此疏中說，人君有「三習」，「不可不慎戒也」。
何謂「三習」？ 一曰「耳習」，喜歡歌功頌德的聲音。耳朵習慣聽頌揚之辭，對不是讚頌的話就反感，開始時對進諫之言予以拒絕，接著對不說頌揚之言的人厭煩，久而久之，對頌揚得不好的人也不滿意了，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二曰「目習」，喜歡一呼百應的場景。眼睛習慣看臣僚的媚態，對不獻媚的人就反感，開始時排斥執拗者，接著對自己畏懼不夠的人也會疏遠，久而久之，對逢迎得不好的人也會看作是對自己的不恭，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三曰「心習」，喜歡自以為是的感覺。心裡覺得自己總是英明偉大，別人都是平庸之輩，於是處事草率，亂作決策，結果從別人口中問不出自己有何短處，自己也看不到為政有何失誤，便隨心所欲而自以為不逾禮法，號令一下便要人必須執行，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
「三習」的結果如何呢？孫嘉淦在疏中說了，「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
在孫嘉淦看來，「三習」是因，「一弊」是果，至於如何破除「三習一弊」？用孫家淦的話說，那就是「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皇上之心也。」我想，試圖憑借「心」來破「習」除「弊」，無異於癡人說夢。
綜觀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任何一個王朝都未能倖免於「三習」與「一弊」。不但皇帝有喜諛惡直、喜柔惡剛、喜從惡違之「三習」，當初將《三習一弊疏》「嘉納」並「宣示於朝」的乾隆到了晚年也不例外，還不是陶醉於所謂的「康乾盛世」，好大喜功，驕矜無比，三習一弊一個都不少。而且那些王公大臣、封疆大吏，甚至連「些許吾曹州縣吏」染上「三習」者多如過江之鯽，他們在自個的「小王國」裡或一分三畝地上，儼然是一個「土皇帝」，耳之所聞都是歌功頌德之聲，目之所見都是必恭必敬之態，心之所想都是如願以償，大皇帝有的，「土皇帝」照樣擁有。此所謂「上行下效」是也。
當然，封建帝王也好，王公大臣也好，封疆大吏也好，「些許吾曹州縣吏」也好，他們之所以患上「三習一弊」的惡疾，其根源並不在於他們的耳不聰目不明心太軟，不在於他們的個人修養和操守不夠，不在於他們的警惕性不高，不在於他們身邊人的歌功頌德、拍馬逢迎和獻媚討好，不在於他們周圍的小人環繞和君子遠離。而恰恰在於以「家長制」和「一言堂」為特徵的封建專制政體，在於因專制政體而繁殖的官場人身依附關係，在於因人身依附關係而盛行的仕途文化。
俗語說，開什麼樣的花，結什麼樣的果。類而推之，只要盛開「家長制」和「一言堂」的「惡之花」，就會遍結「三習」和「一弊」的「惡之果」。要想根除「三習一弊」之頑症，惟有剷除「家長制」和「一言堂」之病根。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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