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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沈士充《山水圖》
吳武洲
在我的印象中，明人張岱的《陶庵夢憶》大抵可稱筆記中的神品了。其所寫所記，均為身邊之事，行文卻清麗峭雅，描劃惟妙惟肖，狀人寫物無不形神畢似。
其《金山夜戲》如下：
崇禎二年中秋後一日，余道鎮江往兗。日晡，至北固，艤舟江口。月光倒囊入水，江濤吞吐，露氣吸之，噀天為白。余大驚喜，移舟過金山寺，已二鼓矣。經龍王堂，入大殿，皆漆靜。林下漏月光，疏疏如殘雪。
余呼小傒攜戲具，盛張燈火大殿中，唱韓蘄王金山及長江大戰諸劇。鑼鼓喧闐，一寺人皆起看。有老僧以手背摋眼翳，翕然張口，呵欠與笑嚏俱至。徐定睛，視為何許人，以何事何時至，皆不敢問。劇完，將曙，解纜過江。山僧至山腳，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
寥寥一百餘字，把一個風雅卻任性的讀書人寫得活靈活現。其「夜戲」若不為「驚世」之舉，至少應為「驚寺」之舉吧。其瀟灑的離去亦有「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的今人氣度，而訝異卻留諸身後的金山寺僧眾了。
這種風雅的「狂行」在張岱文中比比皆是，《湖心亭看雪》、《西湖七月半》、《木猶龍》等篇什無不在風雅中流露出不同於世俗的「狂」意。試想，萬籟俱寂的雪天，四野皆靜，尚要冒寒渡船去湖心亭看雪，此種「癡意」除卻柳宗元之「獨釣寒江雪」的孤高又還有什麼可比呢？
如張岱之行者，古人中多有。東晉王子猷雪夜訪戴安道結果「興盡而返」的佳話大抵是眾人都熟悉了的。唐人祖詠的《終南山》之詩，乃應科舉所作，按規定應作八句，可他終只寫下四句：「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問其原因，祖詠答曰：「意盡。」他這樣做法，是冒了落第的危險，如此一種把前途低置於個人詩學思想之下的行為無疑屬「雅狂」的極致了。蘇東坡曾作《承天寺夜遊》一文，敘月夜與張懷民的遊賞，於平凡中觀瞻到絕妙的景致，其感歎道：何處無好景象，只是少我和張懷民這樣的人罷了！這大約也是「雅」而「狂」的自視吧。
余光中在《朋友四型》一文中區分了這樣四種朋友：高級而有趣的人；高級而無趣的人；低級而有趣的人；低級而無趣的人。他把蘇東坡歸列為「高級而有趣」的一類朋友。如果單純是從「雅狂」角度言，那麼祖詠、張岱大概亦可納入余先生的視野裡。這種自古而今的一種認同，可能有著「士」或曰「知識分子」階層古今相通的文化因由，不然，何以如此？
對於此類「雅狂」，古人大體稱作「狷介」。在某種意義上，它凸顯了「知識分子」所謂的「清高」之氣，但在我們今人世俗的眼光看來，這其中是否有一種「做秀」的成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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